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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和平解放功臣受害在“文革”

——回忆我的老师余志宏

王炯华

余志宏老师是湖南醴陵人，青年时期就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活动，甚至还为赞助革命而变卖其赖以养成的伯父在原籍的家产。综其一生，他是一位刚正耿直、忠诚不阿的共产党人，一位好学不倦、追求真理的学者，武大哲学系的一位为人师表、高风亮节的老师。

抗战胜利后，余志宏经其连襟王亚南先生介绍，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因为这层关系，他很熟悉湖南省政府情形，中共湖南省地下工委书记周礼（里）便任命他为省工委策反小组组长，具体负责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从而，他便以自己的重大贡献而成为湖南和平解放的功臣。这在电视连续剧《湖南和平起义》中已有真名实姓和标榜史册的鲜活形象反映。

湖南解放后，余志宏担任湖南大学军代表兼秘书长，实际上也就是当时湖大的一把手。1951年秋，他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进修。1954年，他结业后，就被已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指名调入武大担任临时党委副书记兼副教务长，可是不久他就在肃反审干中受到审查。结果，他光荣而无畏的地下革命斗争历史被作了“基本清楚”（而不是清楚）的结论，还被注明“限制使用”。于是，他在武大校部的这两个职务自然做不下去了。此时（1956年）正好李达重建武大哲学系，李达本人兼任系主任，他便随李达来哲学系担任副系主任。1961年李达辞去哲学系主任后，他接手任系主任。余志宏本来是1938年入党、行政十二级的老干部，但是他的官却似乎越做越小。不仅如此，肃反审干的结论还使他长期生活在“特嫌”的阴影之中，最后在“文革”则被直截了当地打成“大特务”和“历史反革命”，受害辞世。

1962年，我考入武大哲学系。余志宏老师是系主任和副教授（当时哲学系只有李达一位教授，两位副教授）。他教我们“历史唯物主义”的课。他的课引经据典，字正腔圆，虽不生动，但很严谨，俨然学者。作为学生，我当时对他非常尊敬和崇拜，但并没有单独地问学。我们真正建立起相亲相知的师生关系，是“文化大革命”中为李达校长翻案。

湖北的“文革”是从打李达“三家村”开始的。这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要呼应北京打邓拓“三家村”，以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李达校长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国内外享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时，他除了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哲学系教授（全国不多的一级教授），还是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院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主席。“李达三家村”“大老板”除李达以外，还有原武大党委书记、时任中南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朱劭天和武大常务副校长何定华，外加“总管”党委办公室主任牛永年。据当时的材料，全校1220名教职员中还有227名李达“三家村”“黑帮”和91名内定“黑帮”。

武大哲学系因为是由李达校长重建的，受到他的特殊关心，于是被打成“修正主义的黑窝”，“资产阶级的染缸”，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店”。系主任余志宏和李达又是在共同推动程潜陈明仁起义、促成湖南和平解放中建立历史关系的，并且是李达所信任的助手。武大“文革”既是向李达发难，余志宏也是首当其冲，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干将”，哲学系“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自他起到骨干教师，还打出一大串“黑帮”，即全系57名教职员中，打出了12名“黑帮”，10名内定“黑帮”。随后，李达校长被迫害致死，其他“三家村”“黑帮”包括余志宏老师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从1966年底起，我们很少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已开始酝酿为李达“三家村”翻案。1967年3月2日，余志宏和当时也已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的哲学系副主任李其驹还不顾自己的危险处境，联名给“中央文革”关锋并转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反映武汉大学打李达“三家村”和“哲学系问题”的由来等文革运动中的“严重情况”。4月，包括我所在的“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在内的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战斗队和教职员中的“赤胆忠心战斗队”、“钟山风雨战团”便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而“主义队”和“钟山风雨”则集中为李达翻案。“钟山风雨战团”是哲学系最主要的“黑帮”余志宏、李其驹、萧扔父、陶德麟、康宏逵。从此，我便开始与包括余老师在内的这五位老师结成了患难与共的师生关系。

因为打李达是经中央同意的，毛泽东也有保留地赞成批一下李达。并且李达最后被作为“地主分子”开除党籍、监督改造，还有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因此，为李达翻案在校内校外都遇到极大的阻力。用当时的话说，要为李达翻案，除非太阳从西边出，除非公鸡下蛋，除非长江水倒流。但是，既已揭橥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旗帜，无论是学生中的“红卫兵”，还是教职员中的“黑帮”和“红教工”，都坚信自己的正确而义无反顾地拚命向前了。

为李达翻案，关键是要有能够为他辩诬去伪的过硬材料。李达当时的罪名不仅大的吓人，而且多的要命。除了“三家村”“大老板”、“王牌”和“主帅”，还有“大叛徒”、“漏网大右派”、“地主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组织、策划、调查、考证和研究活动，还要整理、撰写各种辩诬去伪的材料和文章。因此，在那些不平常的日子里，我们“主义队”四五位头头和铁杆队员，几乎每天都要和“钟山风雨”五位老师在一起从事为李达翻案的种种活动。不久，“钟山风雨”还集体加入了我们“主义队”。

为李达翻案的日子持续一段时间就进入“文革”的派性和武斗。而在艰难地对峙一段时日之后，我们“主义队”自身难保，“钟山风雨”的“战将”、我尊敬的五位老师，开始是东躲西藏，后来是一个个“落网”，被抓起来重新专政，“罪名”又多了一条：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这里特别是余志宏老师，他经受的打击和迫害尤其严重！他不仅在运动初期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干将”，在哲学系受批斗，在武大校园戴高帽子游行，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他还被打成“叛徒”，“历史反革命”，“大特务”和 “5·16”“黑后台”。

1967年6月，对我们来说，“形势”已经很严重了。6月10日下午，我劝他离开武汉去外地避难，但他坚决不干，表示要与我们一道“战斗”。接着，“形势”对我们而言是时好时坏，11月16日深夜，他终于被绑架，直到十天后的26日才被放回。这会儿连我们“主义队”也招架不住了！就在16日，“主义队”发表了“开除”“钟山风雨”五位老师出队的声明；但第二天17日，又发表声明：“收回”刚刚发表的“开除”声明。

1968年春，余志宏老师的安全更成问题了。在我们的多次劝说下，他终于同意离开武汉。于是由我陪护，他投亲靠友走上海，住进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先生在上海法租界的家。我在王家的十来天，他和我同睡一张床，朝夕相处。我们吃着他的内姊王老夫人准备的驰名的（湖南）永丰辣酱，谈着当下“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研究李达翻案的具体问题。当我向他报告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接待我对李达建党时期情况调查的谈话内容时，他高兴极了，认为这是对李达历史功绩的很重要证明。

1970年，余志宏老师被下放湖北沙洋农场劳动。1971年4月，因为他1967年3月和李其驹先生给“中央文革”写的那封实际上是为李达翻案的信而被打成“5·16”“黑后台”，被揪到武大襄阳“五七分校”批斗。这时，他已身患癌症。这年8月，其癌已转移到胃，流血不止，可是医院却拒绝收治。在那种艰危的政治逆境下，余志宏老师不断地胃出血，腿脚也肿的很大，好不容易熬到1972年，他才被准许回湖南治疗。可是，在他曾经战斗特别是参与湖南和平解放的长沙，他的夫人李文锦先生扶着他走遍几家大医院，同样被拒绝收治。

因为在长沙医院的病房余志宏老师也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床位，他只好和夫人租住在郊区岳麓山下一户菜农的家里，由夫人掺扶着看门诊。最后，1972年10月，他在长沙市立第四医院病房走廊上所加的临时床位上含冤去世，终年56岁。

余志宏老师含冤去世八年后的1980年，武大党委决定为他彻底为平反昭雪，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生前的许多朋友和学生从全国各地纷纷发来唁电唁函，并寄来上百首挽联，其中有王首道和曹瑛、杨献珍等人的唁电；八十岁的湖南省原副省长程星龄专程赶去参加追悼会，同行的有解放前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刘寿棋、涂西畴、孟树德等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里夫人常杏云还带去周里撰写的挽联：坚持革命，忠于人民，忆和平解放三湘，资君大力；冤屈喜昭，贤才痛失，听呜咽江流四水，和我悲歌。

（载《湘声报》2004年2月20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