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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炯华

陈修斋先生是卓有建树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他逝世已近十年，作为他的学生，我一直想写点缅怀的文字。德智兄编辑《哲学人生——陈修斋先生诞辰纪念文集》，嘱我写点文字，正好符合我的意愿。

印象陈先生

陈先生原本在武大哲学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去北大。“他在1957年1月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会’上居然不畏棍子和围攻，拍案而起，为自己的老师贺麟先生关于必须对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正确评价的观点作辩护”，又因为“大鸣大放”的问题而被停止讲课。[①]1956年李达重建哲学系时亲自邀请他回武大，他对李达十分感佩。1981年，他“百感交集怀李老”，回忆当年他被确定回武大时说：“我当时表示组织服从，但心里很不愿意。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过不多久，李校长竟亲自上我家来了，既谈了他重新创办哲学系的意义和打算，又表示了邀请我们回武大帮他一道办好哲学系的一片诚意。我还清楚记得，他在我家坐下不久，就感到胃痛难忍，陪同他的同志当即送上一包随身带的饼干，他一面就着茶水吃了几片压压胃酸，一面忍痛和我谈话，原来他是带着一身病痛，在亲自为办学事业奔波！而态度还是那样和蔼、诚恳、亲切。以后我到1957年秋重来武大以前，李校长每次去北京，都还要见见我和其他已决定来武大工作或由武大派往北京进修的同志，不是亲自一家一家去拜访，就是派车把我们接到他的寓所相聚。”[②]

陈先生回武大哲学系后，和紧随其后从北大调入的杨祖陶先生组成一对黄金“搭档”，为武大哲学系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和在国内富有特色的西方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我1962年考入武大哲学系，被编入67111班。因为在我们之前，哲学系学生主要是调干生。1962年，李达校长改革哲学专业的招生和培养方式而从当时中南五省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我们这个班便被称为“李达试验班”。李校长给予我们班以特殊的关怀。年逾古稀的老校长，两次来到教室接见我们。他以自己近半个世纪的治学经验，向刚入哲学系的我们讲授他的“脑、口、手、德、体”五字箴言，叮嘱我们脑要清楚灵活，口要能说，手要能写，德要好，体要健，勉励我们学习哲学专业，寄予我们殷切的期望。系里的老师，包括陈先生也同样给予我们班以特别的关注。

我在武大哲学系作了六年学生，虽然不是陈先生的入门弟子，但对陈先生素所尊敬。在我的印象里，陈先生是一位精神贵族，但又非常的平易近人。他温文尔雅，宠辱不惊，待人宽厚温和，说话不紧不慢，声音不高不低。大概是受统战关系的影响吧，我们学生称党员教师为老师，而称民主党派或无党派教师则为先生。陈修斋老师是民盟盟员，我从在武大作学生开始，一直称他陈先生，称师母徐铣老师为徐先生。

武大哲学系是李达校长1956年重建的。直到“文革”，只有一位教授就是李达。他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两位副教授，一位是余志宏先生，他曾是中共湖南省工委策反组组长，为促成程潜陈明仁起义、和平解放湖南作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从1961年起接替李达任系主任，直到文革受害。另一位是江天骥先生。陈先生，还有杨祖陶先生、萧扔父老师，陶德麟老师，康宏逵先生，仓南老师等，尽管学有专攻，学术水平很高，课也讲得很好，但由于高级职称长期冻结，他们都只是讲师。不过一般说来，文革前的讲师，是现在的讲师不能相比的，这也如同现在的教授不能和1949年前的教授相比一样。

在我的记忆中，陈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因为我们那时没有机会开外国哲学史的课。那个年代，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按专业培养计划上课读书，即使是李达亲自设计的招生和培养方案，也执行不了。我们一进校就劳动两周；1963年去红安搞社会调查三个月，实际上就是搞劳动；1964年参加湖北省委工作队去孝感搞两期“四清”，整整一年；接着又响应毛泽东哲学工作者下乡?泥巴的号召，再度去孝感劳动；泥巴还没?完，就返校参加所谓文化大革命，直到1968年分配离校。作为哲学专业的学生，外国哲学史没有学(我们那点外国哲学知识是从李达《唯物辩证法大纲》“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