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在宣布毕业生分配名单时，我被分配到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做政治理论课教员。当时清华方面也发出信息，除表示欢迎我去，还要我抓紧时间，备课9月1日开学后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没过几天，我在积极备课时，系主任郑昕先生和系总支书记王庆淑同志找我谈话，动员我来武汉大学。他们说，武汉大学哲学系已正式恢复开办，秋季即招生，北大哲学系要去一批教师支援，你们研究生中也要去几位。根据武大来人的意见，你去武大为好，但不是现在马上就去，考虑到你大学本科是学历史专业的，要你暂时留在北大哲学系边进修边准备中国哲学史的课，把你同沈联瓘（原定为来武大的研究生）作调换。想要你从现在起就到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跟着冯友兰、周辅成、任继愈三位先生进修中国哲学史，两年后去武大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我当时听了系领导的谈话，没有表示出自己在北京已安了小家，想留北京工作的念头。特别是在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中，自己不仅是学生班长，而且是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觉得党和国家培养了自己，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调动，就这样我就成了武大哲学系的人了。在我办妥进修中国哲学史的各种关系和手续不久，有一天系办公室通知我、李昌登和杨敏才三人不要去图书馆，在宿舍里等候来人接我们三人去见李达校长。当时，李达校长借出席中共中

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特地安排时间同我们三人谈话。我们的心情又是兴奋，又是紧张。特别是我的心情，在去前门饭店的整个途程中始终平静不下来，不知见了老校长该说些什么为好。不料，当我们到了前门饭店他的房门前，看见李达校长满面笑容、和蔼可亲的样子站在门内迎接我们，和我们握手，让我们坐下，并真诚地对我们说，很抱歉，觉得去北大会面不方便，就把三位请到这里见见面，我代表武大哲学系聘请你们三位到哲学系任教。现

在刚刚恢复办系，一切条件还很差，你们三位要有思想准备。几位老先生一时不乐意去武大，我就不勉强他们了，武汉的气候不如北京，武大的生活条件也不如北京大学方便，他们现在要是去的话，我还难以作妥善安排呢！因此，我通过高等教育部在几个学校要了一批中青年学者，我欢迎你们这些年青人，我也是在年青的时候钻研马列主义理论的。年青人过十年之后，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相信你们去了会做好工作的。老校长的一席话，顿时消除了我拘束的紧张心情，感觉到这位名人真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说：感谢李校长的鼓励，我们乐意去武大哲学系工作，一定努力把教学工作做好。接着李达校长又说：

你们是建国后我们党培养的高等理论人才，请苏联专家给你们主讲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系统讲授了西方哲学史和马列原著，你们的学习成绩也是优异的。不过跟外国人学习如同出国留洋一样，免不了有些脱离中国的实际。苏联专家讲的实例中中国的不多吧？希望你们研究马列主义，不仅要向外国人学习，更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去学习和研究。要以毛泽东同志为楷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希望诸位在今后的教学和理论研究中能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是注重实践的，不是钻象牙塔的哲学。要把武大哲学系办成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系，是属于毛泽东学派的哲学系，把学生培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优秀人才。老校长的谈话已经过去40年了，回忆起来像似眼前的事。因为，他这次对我们三人谈话的精神，至今对于办好哲学系和要求教师做好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都还有它的现实意义。同时，我个人在哲学系的教书生涯中，我的教学态度、方法和效果之所以能够受到一些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好评，获得学校给予的奖励，应该说，是与老校长40年前的谆谆教诲密切相关的。

共产党员教师要坚定党的立场

对马列主义要有坚强的信念

1958年，李达校长在出席党的八届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际，又对我作了坚定政治立场和马列主义信念的谈话。当时，武大哲学系在北大进修的教师有多人，如孔繁滋、谢雄、郭爱悟等。哲学、逻辑、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心理学、美学等专业的教师都有。当时又值“反右”后期，老校长从政治上关心和爱护我们这些在北大进修的教师，从防止“左”的危害出发，把我叫到他的住处前门饭店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他说，约你过来一是想了解我们教师在北大的政治表现情况，二是你回去后向北大哲学系领导转达我的意思和期望。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下了最大决心把各专业课的骨干教师，都送到北大哲学系进修，希望北大哲学系的领导主要管理好这些教师的业务提高，把课程准备好，少安排他们的政治活动。现在是“反右”后期，对“反右”运动中表现不好的人要给政治处理。希望你回去向北大哲学系党组织负责人转达我的期望和建议，要他们对待进修教师要有别于他们系的教师，对有错误人的处理，要慎而又慎，不要轻易给处分。兄弟院校送到北大进修的教师，都是骨干教师，若轻易给以处分，不仅毁了教师个人，而且使课程也无法开设出来。对于我们武大的进修教师，更要请他们多关照，对犯大错的同志，给一定的处分也可以，但不能划成“右派”，带上“右派”帽子。我辛辛苦苦要到一个教师很不容易，带上了“右派”帽子，怎么让他在课堂上讲课呢？我的这个意思一定向北大哲学系党的书记转达。接着老校长又说，现在已开始搞教育革命，你回到北大告诉我们的教师，不论进修期是否届满，都快些办手续回武大。同时以爱惜和气愤的语气说，你要向犯错误的教师转达，问问他的屁股坐到哪边去了。作为一个党员教师一定要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对马列主义要有坚强的信念，不要同“右派”一起说话，更不能站到“右派”那边。对老校长的这次谈话，我的印象最深刻，至今仍能清楚地回忆起他当时谈话的表情和语气。同时，这次谈话对我的教育也是极深刻的。我几十年来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强信念，是与老校长的教导分不开的。

没有一定的科学研究

就不能很好地提高教学水平

1959年秋，我们青年教师都进入积极备课阶段。有一天陈义举、李吕登和我等共5人约定去看望老校长，看看老校长的身体健康状况，同时看他有无时间，想请教几个问题。老校长看到我们去了很高兴，一边让我们坐下，一边让秘书递给我们牡丹牌的香烟。还未等我们提问题他就说，现在你们坐下来看书了吧？我们回答已坐下来看书了。他接着说，我说是思想上真正坐下来没有，劳动一下是可以的，但只是劳动不认真读书，怎么去教书！你们一定要把屁股坐下来，还要坐得住，坐不住怎能搞学问呢？红安的劳动生活已经过去了，现在你们就是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读书备课，要抓紧时间。上了讲台已经讲授了课，回到宿舍还要备课，一门课程不是一次备好的，要经过反复多次才可以。即使你备的课讲授起来学生很欢迎，也不能不再认真备课了。要提高教学水平，就要不断地认真备课。备课的过程，也是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一个教师不进行科学研究，就不能很好地提高教学水平。教学和科研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你们在备课中要经常写点专题文章。在谈话中，老校长还谈了他对经济学研究和法学研究的情况。老校长的整个谈话充满着要把哲学系办好的必胜精神和坚强信心，使我们十分感动，觉得老校长是在期望和鞭策着我们为办好哲学系努力工作。

(本文作者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离休)

（此文原发表于1996年出版的《珞珈哲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