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同志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名哲学家，同时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尊敬的革命前辈。他是解放后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重建者、创办者、今天我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同他当年对哲学系发展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分不开。

我在解放前就曾看到过李达同志所著《货币学概论》这本书。但由于我当时对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没有兴趣，所以也就没有去仔细读它（其实，这本书的意义决不限于经济学，它是通过经济学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到1952年我进入北大哲学系之后，我才知道李达同志不仅研究经济学，而且是一位很早就系统介绍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名哲学家。大约在1955年的样子，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专家都主动提出带研究生。1956年我毕业的时候，系里负责分配工作的同志通知我，组织上决定分配我到武汉大学给李达同志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生。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同时也为能做李达同志的研究生而感到荣幸。但我长期以来的兴趣是集中在美学与艺术的研究上，而且离开我在北大的亲爱的老师邓以蛰、宗白华、马采诸位先生以及留在北京的同班同学前往外地，我在情绪上是有某种失落感的。离京前，一向有病而极少出门的邓以蛰先生约我一起去游颐和园，并在石坊旁的餐馆里请我吃饭。师生的依依惜别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但服从组织分配是第一位的事，邓先生也鼓励我好好在武大学习与工作。不久后，记得是在一个晚上，我告别母校，乘坐一辆三轮车前往火车站。当车子经过天安门时，我回首凝望天安门，一向讨厌感伤与哭泣的我，眼泪几乎忍不住要掉下来了。但这种突发的情感又决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得失的考虑，而深含着一个青年对伟大祖国的爱。正是这种情感支撑着我奔向武大，并在这儿工作至今快40年了。但除此之外，李达同志对我的关心，他的品德对我的感染，以及武大的良好环境，也是我始终在这儿尽心尽力地工作的重要原因。

我过去对武大差不多可以说一无所知。一到武大，校园的气派和自然环境给我留下了出乎意外的良好印象，我确认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学府。但一心想要从事美学研究的想法仍然在困扰着我，于是我坦率地向当时负责哲学系的同志讲了我的想法，讲后又深恐这会是对李达同志的冒犯。过了不久，那位负责同志告诉我。李达同志同意我的想法，并说将来哲学系也要开美学课，让我再回北大进修美学。我听到这个决定，最初的感觉是惊讶，接着是无比的感激与高兴。我深深感到李达同志在百忙之中能够体察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兴趣与心愿，并助成他去实现这种心愿。这是我始终难以忘怀的。不仅如此，在我回北大进修前，他还让当时担任他的秘书的陶德麟同志为我写了给北大江隆基校长及著名美学家蔡仪同志的介绍信。这样细心地关怀和培养青年的精神是多么的可贵！我在武大只呆了二十几天又重回北大。当我去见江隆基校长时，他很亲切地笑着对我说：“好呀！李达同志给你写了介绍信，你又回来了，好好在这里再学几年。”

在我在北大进修时，萧萐父、朱传启等同志也正在北大学习研究，并且也都答应李达同志的邀约决定来武大执教了。李达同志每进京开会，只要时间来得及，总要接见在北大学习、进修的同志。记得有一年他在天桥饭店接见了我们，十分亲切地与我们交谈。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并且要注重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他始终不断强调的办好武大哲学系的根本指导思想，对哲学系的健全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次会见中，我刚好坐在靠近他的地方，我乘这个机会大胆地向他请教怎样搞好美学。他说：“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要注意研究心理学，还有中国历代的文艺理论，比如说《文心雕龙》，也要好好研究。”虽然是简短的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感到他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和哲学家，是很了解各门学科的不同特点的。

1958年，哲学系师生下放红安七里坪劳动。李达同志下去视察工作和亲切看望全体师生。有一天，在七里坪镇上开会，当时七里坪的负责同志向大家讲他们实现共产主义的计划，还说了一些具体的指标，如每户有三床被子，两个衣橱……等等就达到共产主义了。我感到这和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并不一致。当时李达同志也在场，我不禁把目光投向了他，看他的反应。他虽然也在听，但直至会议结束，始终一言不发。后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记得有一次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到他的住所去看望他，他以他所了解的山东的情况为例，十分激动地 批评了浮夸风所造成的危害。我的这些不过是片断得来的印象，使我深切感受到了李达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理论的勇气。他不愧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自“五四”前后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理论贡献是我们应当永远学习与纪念的。

李达同志在解放后重新创办武大哲学系，为哲学系树立了良好的风气与传统。现在看来，这种我认为应当继续发扬光大的风气与传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始终努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年来，武大哲学系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哲学界居于前列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其他哲学学科也都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各有创获，形成了我曾称之为“打通中、西、马”的理论格局。与此相联，武大哲学系学科门类齐全，各学科均有著名学者做学术带头人，各学科之间又不是“隔行如隔山”似地互不往来，而是相互沟通，因此又形成了各学科之间优势互补的良好格局。

第二，武大哲学系既努力坚持严谨求实的学风，高度重视对原典、原著的解读，同时又有一种进行理论建构的气魄与雄心壮志。多年来，武大哲学系的理论思维是活跃的、富于探索性的，不保守、不僵化，不把某个学术权威奉为神明、偶像，不忽视对西方现当代思潮的了解研究。我认为这是武大哲学系能在科研上不断推出新成果的重要原因。

第三，武大哲学系老一辈的学者一贯高度重视对青年学者的培养、提携、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创造条件，使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学者能够及早脱颖而出。因此，武大哲学系的发展没有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相反，经过多年的努力，造就了一批在哲学界很有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的发展潜力甚大，前途未可限量。

第四、武大哲学系在她所经历的沧桑岁月中，虽然在内部也曾产生过一些磨擦、矛盾，但又有一种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的思想信念，因而使哲学系保持了一种相互尊重、团结合作的工作作风。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武汉大学庆祝110周年的华诞之际，我愿武大哲学系努力发扬光大李达同志奠定的优秀传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武大哲学系办成国内外一流的哲学系。(刘纲纪)

（此文原以《忆李达同志》为题发表于1996年出版的《珞珈哲学论坛》。此次刊印，由作者作了补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