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有的同行、朋友又提出了所谓“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危机”的问题。①“中国哲学”学科从创立到发展，已近百年，不断出现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最近又被渲染为出现了“危机”，这的确令人深思。

那么，谁是“立法者”呢？要合什么“法”呢？提出所谓“合法性”问题的，至少有来自两方面的专家，至少持守两种立场或视域。第一种是一些西方学者和认同这些西方学者的中国学人，他们以古希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以来至近代西欧大陆哲学的范型为主要参照系，以近四百年的科学理性作为唯一尺度，否认中国有“哲学”，认为中国顶多只有“思想”。这些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中心主义、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与熏陶。这涉及到如何界定“哲学”的问题，诚如如何界定“宗教”和中国有没有“宗教”的问题一样。第二种是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青年专家，他们认为我们所受的全部是西方哲学的训练，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诸位专家只不过是用西方哲学的不同话语系统来宰割中国本土哲学，那至多只能算是某种比较哲学研究，并没有发掘出中国哲学的真髓，需要反思这种“汉话胡说”的处境，而建构一种真正纯粹的即用本民族的话语叙说的“中国哲学”学科。

我不太同意这两方面的看法。首先，西方的哲学形态也是五花八门的，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西方的或世界的哲学，所有的形态、体系都是特殊的、各别自我的。然而，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无论东方西方，不管其内容、形式，所有关于自然、社会、人本身之本源及其过程、律则的思考、追索与体验，都是哲学性的。张世英先生说，“爱智慧”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就是指人对万物（一切存在者）合而为一的一种和谐一致的意识。张先生认为，这约略类似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天人合一”。至于黑格尔只把普遍性概念、理念，抽象概念王国的学问视为哲学，至于海德格尔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人称为思想家，不叫哲学家，那只是一种看法。他们这种看法并不能概括从前苏格拉底到后黑格尔的所有的西方哲学，包括与概念知识系统并存的其它西方哲学。黑格尔、海德格尔对“哲学”的界定与看法，只是一家之言。我们尊重但不一定要盲从它。不是只有符合这种尺度的才叫做“哲学”，才具有所谓的“合法性”。果如此，一部分西方哲学，特别是非西方的阿拉伯、非洲、印度、中国与东亚的许多哲学智慧都会被抹杀掉。

其次，“中国哲学”学科建构的历史，就是用不同的西方哲学范式来“格义”的历史，其间经历了不少坎坷，但所有经验都值得尊视。先辈们以不同的他山之石来攻错，运用实验主义、新实在论、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等等，尽管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西方思想或方法，都有发现并取得不同成果。胡适、冯友兰、贺麟、侯外庐、张岱年、任继愈、冯契、牟宗三、唐君毅、劳思光、朱伯崑、张岂之、萧萐父、李泽厚等等学者，有大小不同的贡献，各种尝试都有价值与意义。“中国哲学”学科形成的过程，正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交融互渗的过程。

再次，“中国哲学”学科的完善与发展仍然离不开中西哲学的多方面的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对话与沟通。现象学、解释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域与方法，有关概念、范畴的解读、整理的方法则需进一步结合中国哲学文本的特性，避免牵强附会和削足适履。我们应力图发掘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与价值，力图改变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的状况，但中西哲学的交流互渗已是不刊的事实，且也有助于逐步发现“中国哲学”的奥秘。“中国哲学”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包括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借鉴欧美日本，当然不是照搬，而是避免自说自话。

第四，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我们应有自觉自识，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予以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华夏族群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宇宙世界的独特的觉识与“观法”和特殊的信仰与信念，那就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打破了人与超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内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的对话、包涵、相依相待、相成相济。与这种宇宙观念相联系的是宽容、平和的心态，有弹性的、动态统一式的中庸平衡的方法论。中国传统哲学中亦有一种自然生机主义与生命创造的意识，把宇宙创进不息的精神赋予人类。中国哲学的境界追求，把自然宇宙、道德世界与艺术天地整合起来，把充实的生命与空灵的意境结合起来。汉民族哲学中有着异于西方的语言、逻辑、认识理论，有自己的符号系统与言、象、意之辩，这是与汉语自身的特性有联系的。以象为中介，经验直观地把握、领会对象之全体或底蕴的思维方式，有赖于以身“体”之，即身心交感地“体悟”。这种“知”、“感”、“悟”是体验之知，感同身受，与形身融在一起。我们要超越西方一般认识论的框架、结构、范畴的束缚，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中国传统的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考据学等都有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也需要深入地疏理、继承。总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学科范式，需要在与西方哲学相比照、相对话的过程中建构。我们当然需要自觉自识与自信，中国哲学的智慧决不亚于西方。民族精神的自我认同与创造性转化的工作不能太急躁。

第五、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赖一代又一代素养极佳的人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寄望于学术训练、知识结构优化的年轻学术骨干。我们武汉大学在本科生中试办“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与“国学试验班”，改善教学内容，加强外语，强调中西原著经典的导读。在中国哲学的硕士生中，重视中西哲学史方法论训练、中国古代哲学文献的研读和史料学的功夫。又提倡打破二级学科壁垒，在一级学科的平台上培养博士生，解决“博士不博”和“博士生读书量不够”的问题。对中国哲学的博士生更加强调古典文献的训练。外语与古汉语、西学与国学的基础非常重要。在培养硕、博士研究生的过程中，我们除要求源源本本从头至尾反复读几种古典文献（连同注笺）外，又注意启发研究生们的“问题意识”和怀疑、反思、批评、创新精神，引导他们面向世界，具有全球视野，关心学科前沿，恪守学术规范，善于交流对话。我们特别重视开题报告、文献综述，严格要求研究生们对所研究的对象与所讨论的问题，巨细不遗地把握所有第一手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即海内外有关此问题的所有研究成果、方法、问题），在此基础上做学位论文。学风的问题，研究生的质素、训练的问题，是培养人才和学科建设的重点。我们寄望于来者，寄望于有悟性又经过了严格的哲学训练，具有原创力的后继者，他们将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中国哲学”的创发作出超迈前贤的贡献。

①我们所见到的文章有彭永捷：《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以及这一期上的一组文章，以及《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上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反思与‘主体性’重构笔谈”的一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