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学术著作，是一本篇幅不大的学术著作，是一本作者用了五年功夫在认真研读有关原典的基础上用心写出来的学术著作。

这本著作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作者在学术生涯中已经“登堂入室”，不仅进入了学术殿堂，而且有了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然而，这本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毕竟不仅仅在于“为己”，而且还在于“为人”，在于振兴我国的托马斯·阿奎那研究，振兴我国的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研究，在于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学术事业。换言之，他之所以写这样一本著作，也是为了“读者”。因此，在这本著作出版之际，说说自己对这本书的一些看法，或许对读者会有所裨益。

翟志宏博士的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学术著作，而且是一本学术专著，一本关于托马斯·阿奎那自然神学思想的专著。在我看来，这本专著选题意义非常重大。阿奎那是中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在西方中世纪哲学史和神学史上是一位扭转乾坤、开百世新风的人物。他对现当代的影响因此一点也不逊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为康德和黑格尔所不及。[1]英国历史学家诺尔斯曾将13世纪称作西方哲学史上的“革命”时期，[2]托马斯·阿奎那无疑是这场革命的领袖人物。而这场革命的实质或者说这场革命的标志性成果不是别的，正是基督宗教神学的理性化和哲学化，是其“从逻辑学向形而上学的转变”，从“本体论模式”向“宇宙论模式”的转变，从“存在概念→‘存在者的存在’模式”向“存在者→作为纯粹活动的纯粹存在模式”的转变，从“先验模式”向“经验模式”的转变，从“上帝→人模式”向“人→上帝模式”模式的转变。而所有这些都集中反映在阿奎那新创建的自然神学学说之中。因此，对于阿奎那来说，自然神学思想，不仅是他的哲学－神学体系中的一项内容，而且也是他的整个哲学－神学体系中的“硬核”、“纵深维度”和基本标志。所以，阅读他的这本书不仅对于全面理解和把握阿奎那的整个哲学－神学体系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和把握西方中世纪哲学和神学思想乃至对于全面理解和把握整个西方哲学史和基督宗教神学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努力在于，他紧扣主题对阿奎那自然神学思想作了既全面、系统又有相当理论深度的分析和阐释。谈自然神学，首先就有一个如何深层次地理解和领悟自然神学概念的问题。在我看来，至少对于阿奎那来说，自然神学的逻辑重心并不在于人们通常所强调的“理性”，而是在于“自然神学”中的“自然”。“宗教观念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神话寓言形态，一是理论思辨形态。”[3]而神学作为宗教观念的理论思辨形态没有不包含理性这个因素的。宗教信仰本身固然不是理性，但信仰主义却必定包含有理性，否则它就不能成为一种“主义”。同样，启示不是（人的）理性，但启示神学却必定包含有理性，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神学”。如果我们把理性视为自然神学的根本规定性的话，我们就很难厘定自然神学与非自然神学的界限。例如，如是，则我们在奥古斯丁的“基督宗教学说”里，甚至在查士丁的“基督宗教哲学”概念里，也就都可以发现自然神学了。我在讨论西方近现代宗教哲学的理论倾向时，曾经指出：“近现代宗教哲学虽然打出的旗帜是理性主义，但其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却是自然主义。‘Deism’这词一般不译作‘理性神论’而译作‘自然神论’，其妙处正在于此。”[4]我在这里所谈论的固然是“自然神论”，但是我说的这些话原则上也适用于自然神学。其实，自然神学所涉及的有三重自然。这就是神（上帝）的“自然”（本性）、宇宙的“自然”（本性）和人的“自然”（本性）。一个学说，若不讨论上帝的“自然”或“本性”，便配不上“自然神学”这个称号；若不讨论宇宙的“自然”或“本性”，也配不上“自然神学”这个称号；同样，若不讨论人的“自然”或“本性”的，也同样配不上“自然神学”这个称号。“上帝的自然－宇宙的自然－人的自然”组成的整个三角关系或三角结构也就是自然神学的基本“研究域”。[5]勿庸讳言，在上帝、宇宙和人的“自然”或“本性”中都有一个“理性”或“合乎理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自然神学的理论框架才有可能藉上帝的自然－宇宙的自然－人的自然的这样一种共同性和贯通性而搭建起来，自然神学才有可能具有一种开放的态势，才有可能既容纳“人→上帝”的人学路向，又容纳“存在者→第一存在”的“物理－神学模式”或“宇宙论模式”。但是，由于上帝、宇宙和人的自然或本性并不限于“理性”或“合乎理性”，故而，唯有把自然神学的逻辑重心放在“自然”或“本性”上，而不仅仅放在“理性”或“合乎理性”上，我们才有可能把阿奎那的自然神学放在一个更大的理论平台上予以考察，赋予其更为丰富的意涵，才有可能从容面对当代自然神学（如新托马斯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的自然神学）的发展。翟志宏博士在他的著作中以整整五章（该书第3－7章）的篇幅集中讨论了阿奎那自然神学的这三个维度。其中第3章“形而上学存在论”、第4章“神圣本质与否定方法”、第5章“神圣属性与类比方法”集中讨论的是上帝的“自然”或“本性”；第6章“有限世界的本质与特征”从“上帝－宇宙”关系层面集中讨论了宇宙的“自然”或“本性”；第7章“人的本质理论”从“人－上帝”关系层面集中讨论了人的“自然”或“本性”。应该说，这部著作对阿奎那的自然神学的这样一种全面系统的论证和阐释在我国尚属首次，即使在国外学界也不多见。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蓄意要动摇美国学者N·克雷茨曼（Norman Kretzmann）在研究阿奎那自然神学方面的权威地位，而只是想说，翟志宏博士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也是具有开创性的。因为克莱茨曼毕竟是以阿奎那的《反异教大全》为文本开展他的研究的，而翟志宏博士的这本著作则主要是以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第1集为文本开展其研究的。因此，虽然翟著确实借鉴了克氏的解释框架，但是却依据《神学大全》的文本对阿奎那的自然神学思想作了创造性的阐释。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翟著从自然神学的立场对上帝的“自然”或“本性”的解释尤其值得称道。尽管在上帝那里，本性、存在、本质、属性全是一回事。但是，翟著分三个层面对之作出解释却是必要的。因为他的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人们对阿奎那的自然神学的全面的理解和把握，而且也有利于昭示阿奎那自然神学的丰富意涵，有利于解释阿奎那之后自然神学理论的“萎缩”（例如，从阿奎那到司各脱再到奥卡姆的“萎缩”）和“拓展”（例如，在新托马斯主义和先验托马斯主义那里的“拓展”）。尽管翟著的第6、第7两章内容稍嫌单薄，但是从总体上讲，他对阿奎那自然神学的论证还是相当深刻和相当精彩的。

翟著对对阿奎那自然神学的论证的另一个精彩之处在于他对阿奎那自然神学的方法论原则作了既具有系统性又具有理论深度的说明。既然作者认为“由果溯因的后天演绎论证、否定方法和类比方法构成了阿奎那自然神学的基本认识论方法”，他也就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对阿奎那自然神论的这些方法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说翟著对阿奎那自然神学方法论的说明具有系统性，乃是因为在翟著中，这些方法并不是随意拼凑在一起的，而是各有其对象和功用的，是既相对又相关和互补的，可以说是构成了一个方法论系统的。不难看出，在这一方法论系统中，第一种方法，即“由果溯因的后天演绎论证”无疑居首要地位，这不仅是由于与这一方法相对应的是“上帝的存在”这一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和神学问题，而且还由于在这一方法中不仅涉及到了上帝的“自然”和人的“自然”，而且还涉及到了宇宙的“自然”。他的自然神学的方法论常常被人概括为“宇宙论”模式，究其原因，盖出于此。阿奎那的自然神学的三种方法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从一个角度上看，这三种方法之间是相互区别的，我们可以说，从“由果溯因的后天演绎论证”到“否定方法”再到“类比方法”是一个下降的序列，呈降次幂排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对上帝来说，存在、本质、属性全然是一回事，则与之相对应的这三种方法自然也就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说翟著对阿奎那的自然神学方法论的说明具有理论深度，乃是因为在我看来，阿奎那的自然神学的方法论在阿奎那的自然神学思想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地与其形而上学存在论极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当我们运用“由果溯因的后天演绎论证”从自然事物出发推演出上帝的存在时，我们必须看到，为要使这种演绎方法生效就需要有两个前提：首先是我们经验到的宇宙是合乎理性法则的，是上帝藉理性法则，即“道”或“言”，创造出来的；其次，藉理性法则，即“道”或“言”，创造宇宙或世界的上帝是作为创造活动的纯粹存在或宇宙或世界的终极原因或第一原因存在着的。再如，当我们运用“类比方法”来认识上帝的属性时，我们就必须看到，为要使这种“类比方法”生效，我们就必须预设在结果和原因之间、在受造者与造物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类似性，否则“类比方法”就缺乏必要的逻辑力量。自然神学方法论与形而上学存在论之间的内在关联乃阿奎那自然神学方法论的秘密所在，也是阿奎那自然神学思想的秘密所在。了解这一点很有必要，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和把握阿奎那自然神学思想，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多方位地理解和把握中世纪基督宗教哲学进程和阿奎那的自然神学本身。因为如是，则中世纪基督宗教哲学进程便既可以理解成一个从“上帝→人模式”向“人→上帝模式”、从“本体论模式”向“宇宙论模式”的“解放性转换”（汉斯·昆语），而且还可以同时理解成一个从单向的“上帝→人模式”和“本体论模式”向双向的“人→上帝／上帝→人模式”和“宇宙论－本体论模式”的演进或整合过程；而阿奎那的自然神学便因此在基督宗教哲学史上不仅具有了创造性“转换”的功能，而且还拥有了创造性“整合”的功能。

翟著对阿奎那自然神学的研究还有一个突出的亮点，这就是它对阿奎那自然神学的研究不仅是“历史”的，而且还是“哲学”的。罗素在《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中曾区分了哲学史的“历史”研究方式和“哲学”研究方式，断言前一种研究方式着眼的是哲学的“历史”，而后一种研究方式着眼的则是“历史”中的“哲学”。[6]可以说翟著对阿奎那自然神学的研究方式是二者兼而有之。因为他在这部著作中不仅对阿奎那的自然神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和深入的考察，不仅对其历史渊源和历史影响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而且还对其哲学的和宗教学的意义作了深层次的挖掘。例如，作者在该著作的“引言”中就是从“西方宗教哲学（主要是基督宗教哲学）的历史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其信仰对象的的确定性”这样一个问题入手引出阿奎那的自然神学思想，引出阿奎那“试图使神学理性化的全面尝试”的。再如，作者在著作的结尾处又进而强调指出：“阿奎那神学理性化的意义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在哲学上。……阿奎那的主要目的是在哲学－神学一体化的基础上探究神学的问题，他即使想要提出一种学说的独立意义，他也是希望在神学中保持哲学的独立性，而不是在哲学中保持神学的独立性。哲学的神学化，对阿奎那来说还过分的遥远。”所有这些都说明，作者的理论视野是开阔的，思想意境是高远的。他的这样一种努力对于读者深层次地理解阿奎那的自然神学思想的学术意义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

勿庸讳言，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重性一样，翟著也有其两重性。例如作者对其中个别概念的理解还有待深化和精确，对其中个别部分的论证还有待加强。但是，瑕不掩玉，从总体上看，翟著主题鲜明，材料翔实，结构严谨，富有创见，文字简洁，不失为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相信读者会从中受益的。

此外，还有一点是需要向读者指出的，这就是用五年时间写出这样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对于一个年轻学者实在是一件不容易作到的事情。殊不知要写出这样一部专著，除了需要具有良好的学问功底和知识结构外，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阿奎那的原著以及其他相关著作。相关原典中，仅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就有五六百万字之谱，即使必须细心研读的《神学大全》第1集和《反异教大全》第1－3卷，如果译成汉字，也有180多万字，且不要说阅读其他相关著作和有关研究性资料了。这在一个浮燥的年代，是很少有人真正能够作到这一步的。我认为，而他之所以能够超凡脱俗，作到这一步，显然是与他的学术态度分不开的。翟志宏早在1978年，即在我国于上一个世纪70年代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的。大学毕业后他也找到了一份在常人看来相当不错的工作。但是，当他意识到他所担负的工作并不能充分地满足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学术理想时，他便在其年过四十的情况下依然报考了我的博士研究生，终于如愿走上了他心仪已久的学术研究之路。在我看来，从事哲学和宗教学研究不仅是一种生活手段，也不仅是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道路和生活方式，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安顿，是对神圣学术使命的一种承担。正是由于他能够从这样的高度来理解哲学和宗教学研究，故而他在这几年能够义无反顾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课程学习、原典研读和论著写作之中，故而他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收获。由此看来，如果说在治学问题上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所强调的“为思想而思想”，那就是龚自珍所说的“读书不为稻粱谋”。愿以此与一切有意于学术研究的志士共勉。相信读者是能够从他的著作中感受到这一点的。

翟志宏：《阿奎那自然法思想研究》，“经院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丛书”（段德智主编）之一，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

（载许志伟主编：《基督教思想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