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

近读学长、同窗、至交，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寄赠的大著《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深受教益与启发。一介兄在青年时代就酷爱思考，思考成为他最鲜明的学术特色和最可贵的学术品格。一介兄一生都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在那些特殊的年代也历经过磨难与坎坷，在历史的漩涡中激荡起浮，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浪费了自己最好的光阴。与众不同的是，善于思考的一介兄把这一切都作为重要的反思、反省的思想资源来对待，作为学术征程新的出发点。当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来临，他就迸发出无比的热情，见识超群，不断地自我超越，把思考化为行动，不知疲倦地以崭新的面貌开创出一片又一片令学界惊叹的学术新天地，他创立的中国文化书院，他倡导和主持的浩瀚的儒藏工程，他推出的《汤一介集》10卷本……，使他的学术成就登峰造极，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当代通才大儒。要知道近10年来他一直处于身体不佳的状态中，时时令我不安。但是，他的超乎常人的坚强不屈的意志，高效优质的学术成果，令我无限敬佩。我想，这一切，源于他对祖国、对传统文化的一片赤诚的热爱和责任感，面对新的现实不断进行新的思考，不断提出新问题，阐发新观点，反本开新，始终走在学术的前列。很少有同辈人像他那样具有全球性的远大的眼光，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思想，笔耕不止，著作等身，他用超凡的才能努力夺回被浪费的时光。大器晚成，老而弥坚，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赞扬，成为学术界的一面学术创新的旗帜，对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与现代化和走向世界、推进人类文明，作出了独特的令人瞩目的彪炳史册的新贡献。

我是不揣冒昧，还有点忐忑不安，才敢于提笔写一点读《瞩望新轴心时代》的肤浅心得的。因为长年来我一直忙于康德、黑格尔原著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对一介兄的研究领域并不熟悉，很少思考，这次通过反复读大著才慢慢接触到书中的真谛。现在，那怕挂一漏万，也要写点读后感，我这样做，一是为了弘扬学术，意欲抛砖引玉，希冀引发专家学者们对《瞩望新轴心时代》有更多、更精彩、更深刻的评论。二是借此表达一种深沉的感恩之情。国为我不仅受教于汤用彤先师，而且在长达60余年的漫长生涯中，我庆幸自己有一介、黛云学术伉俪这样真诚的挚友，一介兄是一个温文尔雅、十分谦和的一介书生，具有浪漫幽默温情潇洒的秉性，他待人亲切诚恳，平易近人，形象、学识具佳，不仅自己成果累累，还具有惊人的学术组织才能和凝聚力，特别能办大事，出巨型成果。他作为《儒藏》的首席专家，领导着400余人的学术团队，真令人不敢望其项背。

令我铭记不忘的是，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思想上关心我，而且我的终身伴侣肖静宁就是在北大燕南园58号汤家"平生第一邂逅"的。在我奉命调离北大来武汉大学之时我还没有讲过一堂西方哲学史的课，还有一大堆家庭困难，内心很不平静，是一介兄鼓励我、相信我能够挑起重担的。以后虽北京、武汉两地相隔，改革开放后只要我到北京出差或他来武汉开会总有机会见上面。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他来华中师范大学开会，住在招待所，我和肖静宁就迫不及待地徒步去看望他，没有想到这么远。我们晚7点从珞珈山出发，在华师几乎是绕着桂子山走了大半圈才在密林深处找到招待所，差不多9点钟老友才得以相逢，那是何等愉快的事啊！由于一介兄的学术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得以经常在央视、凤凰卫视及光明等大报上关注到他的学术足迹，并从内心表示祝贺。当耄耋之年的一介兄在央视一次现场直播中，被媒体称为"浪漫儒家"时，我乐不可支，好像回到了1957年夏季前的浪漫岁月，一介兄几十年如一日保持着这种纯真令人钦佩不已！7年前的2007年我个人遭受到众所周知的、绝对意想不到的学术伤害时，当时"官方"不顾事实高调介入，一介兄曾准确地判断"必有内情" ，并告诫我对此种行径只有采取"不接招"的态度，实践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正由于得到这样的善意的忠告，我才充耳不闻地放下一切，潜心做自己的学术。当我的学术回顾录《回眸》付梓时，一介兄赠我"四句教" ："追求真理，酷爱自由，坦诚待人，无私奉献"，这对我是极大的勉励。当中文首译本《耶拿逻辑》首发后，我关于《耶拿逻辑的历史地位》的演讲稿荣幸地收进了乐黛云先生主编的《跨文化对话》第31辑。因高龄首译《耶拿逻辑》，后来武汉大学发文件对我进行了表彰与奖励。

二

厚重的《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这部著作凝聚了汤一介先生围绕这一主题的各种形式的文章30余篇，分为精神 / 信仰、书序、对话/ 访谈三大篇，内容极其广泛和丰富。它们探讨和阐述了本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格局、中国儒家哲学的现代化、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儒学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等等大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反复深思、殚精竭虑的见解和观点。例如，在《寻求文化中的普遍价值》一文中，作者提出，人类文明（扩大了的文化）传统将经过三个彼此衔接的时期：从前现代社会的"专制为体，教化为用"的过去走到现代社会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的现在，再走向后现代社会的"和谐为体，中庸为用"的未来。作者将自己的这种见解戏称为"非常可怪之论"。这样的见解、观点或思想，在本书中可谓层出不穷、累见不鲜，美不胜收。这部著作虽然探讨的是学术与理论，但文字十分简洁干净明快清晰，读来韵味无穷，令人爱不释手，欲罢不能。

汤一介先生将21世纪称为"新轴心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对于存在主义创始人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 而言是一个新的飞跃。雅斯贝尔斯把公元前5世纪前后称为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流传至今的看法。这些思想家就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他们的思想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是那个时代的四大思想轴心，形成了历史长河的不同的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

作为对轴心时代之新飞跃的新轴心时代，即21世纪的人类文化的格局绝非天外来客，突然出现，而是有其历史的渊源和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殖民体系的逐步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面临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来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语言、宗教、价值观等等）正是确认其独立身份的重要支柱。这些国家和民族也就进入了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的时期。现在我们注意到，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各民族随着其经济发展的同时必定要求发展自己的文化，从而形成了人类社会文化多元（或多轴心）共存和发展的新局面和新格局，而经济的全球化，科技的一体化、网络信息的便捷化和智能化的一日千里的发展实际上已把世界连成一片，将更有利于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但是，不容置疑，新轴心时代的文化作为一种新飞跃仍然是轴心时代的文化的继续，它不排斥、而是预定了与轴心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之间的必然的继承性联系。也就是说，新轴心时代文化多元发展所形成的若干重要的文化区，与轴心时代独立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传统有着某种直接的联系。当前的"欧美文化区"是轴心时代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文化传统的新发展；"东亚文化区"是轴心时代中国孔子、老子思想文化传统的新发展；"南亚文化区"是轴心时代印度释迦牟尼思想文化传统的新发展；只有"中东北非文化区" 即"伊斯兰文化区"。由于伊斯兰教是最年青的世界宗教（约公元5-6世纪以后），因而这个文化区也就形成较晚。汤一介先生认为，欧美、东亚、南亚、以色列文化区和伊斯兰文化区这五大文化区将成为推动世界文化前进发展的主要动力。

汤一介先生深刻地指出，21世纪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共存是在彼此矛盾、冲突和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中发展起来的。而在这进程中出现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两种对立的潮流，就是霸权主义和部落主义。所谓霸权主义是指坚持文化的"西方中心论"， 即只承认和推崇欧美文化，而不承认和贬低甚至否定其他民族文化的倾向。所谓部落文化是指各民族中那种排斥外来文化，固守本土文化，提倡回归民族文化的倾向或狭隘心理。这两种倾向都有害于新型的文化多元共存局面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汤一介先生强调，针对这种情况有必要提倡和要求遵守两大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要承认和接受文化的多元性，即差异性这个客观的事实。第二条原则就是要承认和接受各民族文化的交往和和相互影响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罗素语）这一历史的客观的事实。例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的产生和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相交汇，产生了一方面外来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即中国化的佛教文化，如天台、华严诸宗；另方面儒学在接触和接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后，产生了以宋明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总之，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必须批判和克服排斥外来文化的狭隘心理。

针对上述两种倾向，汤一介先生独具慧眼指出，看待和处理人类文化多元共存和发展的正确原则应是中国儒家提出的以"和为贵"为基础的"和而不同"。就是说21世纪人类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既能够也应当在"普遍和谐"中进行，既能够也应当以多元发展的普遍和谐为目标和前景。

汤一介先生所主张的各民族的文化或文明普遍和谐共存的理念体现了他观察处理世界性的复杂问题的深邃眼光和博大胸怀。而他的这个理念是在与美国学者亨廷顿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进行争论和对其进行批评或批判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按亨廷顿的观点，不同文化之间必然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引起战争。汤一介先生以现实和历史的事实为依据批评了这种观点，认为现实和历史中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尽管有时也包含有不同文化的因素，但引起冲突或战争的并非这些文化因素，而是政治和经济的原因。现实和历史表明的是与亨廷顿所主张的相反的情况：不同文化或文明可以共存而不致引起冲突，更不用说引起战争了。各民族的文化是能够在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推进中向前发展的。汤一介先生做出结论说："所以'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世界的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 （本书第63页）。他进一步指出"文明的冲突"论实质上是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在政治上是为"新帝国"的利益服务的。

三

传承中华文化，推进人类文明是汤一介先生关注的焦点。他多次指出，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在于紧紧抓住当今中西文明对话、激荡的契机，反思、自省其传统，打通中西古今。对于中国文化的定位，汤一介先生明确指出，中国文化是当前世界多元文化共存中的一元，而中国文化的核心则是发端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华夏文明得以繁衍、成长的精神支柱。但是，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告别了"专制为体，教化为用"（儒家思想曾是专制政体教化人民的工具）的前现代社会，而进入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现代社会。因此也就必须以现代社会为准绳或坐标来审视儒家思想，以便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中给它一个恰当的"定位" 。他站在时代的高度，精辟地、令人信服地指出，儒家思想既有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方面，也有不适应、甚至阻碍其发展的方面。在西方哲学（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冲击下，儒学应当主动地对自身进行重新审定，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适应的现代儒学。汤一介先生用"返本开新"来概括这一艰难的辩证过程，强调"返本"才能"开新"，而且正是为了"开新"才"返本"。更具体点说就是，儒家应在各民族文化的交住中取长补短，充实和更新自身。在这方面，儒学是有其自身的历史经验的，如上文所指出的，它曾在接触外来佛教，融通佛教思想的基础上，使自己进化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和心学。鲁迅曾把中国人这种善于接受外来文化因子以发展更新自身的作为称为"拿来主义"。

但是，中国人却缺少把自己的优秀文化自觉地、主动地送出去的作为，可以说还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可言。当然，中国文化也曾传到欧洲、并在那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这多半不是由中国人传授过去、而几乎全是由西方来中国的传教士带回去的。汤一介先生认为这种情况现在应当改变了，我们在继续实行"拿来主义"的同时，还要实行把中国的优秀文化自觉地、主动地送出去的"送去主义"。汤一介先生本人就是实践"送去主义"的典范，早在30年前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上就作了《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认为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理想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这两个基本精神至今仍有很大的意义。

那么，我们现在究竟应该把中国优秀文化中的什么东西送出去呢？在汤一介先生看来，对于这个问题不能闭门造车，想当然地来解决，而是必须针对人类社会发展当前的需要，即时代的需要来解决。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局部战争不断，但主流是和平与发展。汤一介先生精辟地指出，要和平共处就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也就是要解决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在解决好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的同时，还要解决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这两方面，中国的儒家思想都可以提供极有价值的东西。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以"仁者爱仁"为核心，通过"推已及人" ，从"亲亲"到"仁民"，从"仁民"推广到整个社会的"克已复礼为二"，从而达到"天下归仁焉"的这一整套仁学思想，可为解决当前世界人与人、包含国家与国家等等的关系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尽管儒家的这套"仁学"不能解决社会存在的全部问题，但作为建立在道德形而上学上的律已的道德要求，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准则，使人们和谐相处这点上仍然有一定的意义。另方面，儒家学说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使人如何认识和调节作为整体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也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儒家所谓的"天人合一"是指天道与人道不得分成两截。更不能看作一种外在对立关系。"天道"关系到天的法则，即支配宇宙的规律的问题。"人道"关系到人（社会）的法则，即支配人的行动、行为的规律问题。儒家认为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知道人（人道），同样研究人（人道）也不能不知道天（天道）。人道本于天道，因而讨论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同样，讨论天道也不能离开人道，因为天道需要由人道来彰显和弘扬。"天人合一"的道理既是人道的行动、行为之理，也是天道的自然运行的规律。这种把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的研究是中国儒家学说的一个特点，也是它独有的一种优点。这种天人不二的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汤一介先生认为从理论层面来看，儒家的"天人合一" 的思想对西方哲学所强调和发挥的"天人二分" 的思想，不仅是对应的，而且是互补的，它们两者实应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汤一介先生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新轴心时代"的新概念，深刻地阐述了作为新轴心时代的21世纪文明所面临的种种复杂形势，并在和而不同中，努力探讨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他关于给中华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在全球文明中有一个恰当"定位"的系统论述，实际上是希望中华文明能给世界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对此，我是十分赞同的。我曾在拙文《21世纪中国哲学前景展望》（《江海学刊》1997年第4期）中谈到中国传统哲学，即儒家哲学，如何面对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接受现实生活和外来因子（即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的挑战以促进自身的转型（即现代化转型）的问题。概括地说，儒家哲学面临的是要解决"传统的现代化问题"，而为此需要克服的则是"故步自封的惰性"。而儒家的现代化转型是只能在传统儒家哲学自身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生和实现。这种自身的批判继承实质上就是传统的自身肯定和自身否定的统一，也就是经过对自身的"扬弃"而使自身更新，转化为新的形态。我认为这应是批判地继承传统的关键和实质所在。然而真正说来，拙文只不过提出了传统现代化的问题，我关于对传统批判继承创新的观点只不过是就事情的一般规律性而言，并未涉及儒家哲学本身的具体内容。在拜读汤一介先生的新著《瞩望新轴心时代》的过程中，感到他学养深厚，胸怀宽阔，海纳百川。他很注意中西文化的互补性，很注意借鉴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他正是从西方文化与哲学中很有价值的东西来反观中国哲学中的问题，从而打开了自己的思路，他一论再论关于建立中国的解释学的问题就是一例。

纵观大著，对汤一介先生如此高超、深刻、自如地处理，即探索和阐明作为中华文明之核心的儒家学说之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建立起作为其第三期发展的现代儒学的问题感到由衷的钦佩。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孔孟荀的儒家思想为第一期；汉朝经传入的佛教的冲击产生了宋明理学和心学为第二期；近百年来，西方文明的传入，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延续至今的极其严重和强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还有没有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汤一介先生深入儒学内部儒学本身的具体内容，深入探索制约其发展的相关的外部因素，大浪淘沙，总结出儒家思想的两个基本精神--理想主义与人本主义，从各方面进行讨论与论证，说明儒家思想无非是教人如何做人，即如何做一个懂得"天人合一" 的道理，践行道德修养上的"知行合一"，能给"做人的乐趣"以艺术再现的"情景合一"的人。儒家告诉我们的这个做人的道理正是儒学第三期发展所要阐明和弘扬的核心。显然这在当今仍然具有很大的生命力和价值。这就预示着在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格局中，通过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儒学必将占有令世人关注的应有的位置。

汤一介先生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儒学转型的一个范例。他的这种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忘我的治学精神，他的主张、观点和见解为学术界树立了一座丰碑，向我们指出和展示了将儒学研究深入下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方向和前景，这是令人敬佩与鼓舞的。

2014-06-30于珞珈山麓

附注：汤一介著：《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