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讨论中国哲学或中国智慧，我们反对不假反思地将西方哲学范畴应用于中国古代文本，我们也反对完全把中西哲学范畴看成是绝对对立、不可通约的。

一、中国哲学智慧的背景与“问题意识”

已故美国学者史华兹说：“不能设想，诸如自然、理性、科学、宗教和自由之类的术语能够与诸如‘道’、‘理’和‘气’之类在中国文化内部同样有着复杂历史的术语恰好吻合。”[1]我们运用东西方哲学范畴时特别注意的是，哲学范畴、术语的语义范围，在什么样的语境中，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它。另一方面，“超越了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福柯所说‘话语’障碍的比较思想研究是可能的，这种信念相信：人类经验共有同一个世界。”因此，中西、中外哲学是可以比较，可以通约的。

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及问题意识与西方哲学有同有异，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与犹太——基督教式的创世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牟复礼说：“中国没有创世的神话，这在所有民族中，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原始的还是开化的，中国人是唯一的。这意味着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类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这正是一个本然自生的宇宙的特征，这个宇宙没有造物主、上帝、终极因、绝对超越的意志，等等。”“无需置信仰于理性之上，它强调伦理和社会事务上的理性，它的知识问题很少涉及那些无法用道理来阐明的信仰。”[3]中国上古的神话基本上是英雄神话，而没有创生神话。当然，中国有盘古开天的故事，西南少数民族有类似传说，但基本上是晚出的，公元3世纪才有最早记载，可能与印度传来的创世神话有关。

在解释宇宙如何形成的问题上，“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主张的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宇宙的各个部分都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参与到这个本然自生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之中，这是个天才卓颖的观念。……李约瑟分析了中国人的宇宙模式之后，称之为‘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李约瑟描述的中国人的有机的宇宙让我们瞠目惊讶，和人类历史上其他关于宇宙的观念相比，中国人的观念是何等特别。”[4]宇宙的发展不必依赖任何外力，中国哲学的气论与宇宙自生、创生的观念是各派哲学的共识。

钱新祖指出：“中国的传统哲学不但不把人和天在本体上截然划分为两种不同存在，并且还认为人和天在存在上是一体的，以为人之成神、成圣是人的本性的自我实践。所以中国的传统哲学，在肯定人的时候，也同时肯定天，在肯定天的时候，也同时肯定人”。[5]钱新祖认为中西人文主义是两种不同类型，中国是内在人文主义，西方是外在人文主义。中国传统的个人主义是关系性或整合性的个人主义，而不是原子论式的个人主义。“中国传统哲学的出发点往往不是团体，而是个人。譬如说，《大学》里所讲的‘八条目’，其中的第一条目就是修身，修身的身就是指的个人一己的自身。”[6]中国人肯定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与联系，然而在西方，人伦世界里的人伦也还得依赖神这个创世主的存在而存在，因此个人之间并没有内在的直接的相互关系，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造的，个人间的关系是与神这个创世主的共同关系为媒介的。

历史上的中国人不承认有所谓“启示的真理”，“不承认真理是由一个高高在上、超人的神所启示给人的，而是认为真理是可以、也必须在人事中找寻得到的。……中国人认为真理是在历史的过程里显现，必须在历史的过程中去追寻和求证，也必须在我们每个个人的日常生活里去体验和实践的。”[7]所以中国哲人肯定“知行合一”“即知即行”，而且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感，有最悠久且从未间断的史学传统。同时，在历史的陈述中就寓含有褒贬即价值评价。

牟宗三指出，与西方式的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智游戏为一特征的独立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8]这里所说的生命，不是自然生命，而是道德实践中的生命。“它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是由这种实践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贯通’而开出的。”这里没有西方式的以神为中心的启示宗教，有的是凡俗的、活生生的人，在圣贤传统下的人格修养与生命生活的实践，在现实中对生命意义的追求。

中国哲学思想的若干向度：一是人与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即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问题；二是人与宇宙天地（或地）的关系，是宇宙论，尤其是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包括今天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社会伦理关系问题；四是性与天道、身与心，心性情才的关系问题，君子人格与人物品鉴，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等；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象数思维，直觉体悟的问题；六是古今关系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司马迁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除天人问题外，中国人尤重社会政治与历史发展，关注并讨论与古今关系相联系的诸问题。这都是中国哲学的题中之义。

在这样的哲学问题与问题意识下，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论、宇宙生成论、群己关系论、治身治国论、天道性命与心性情才论、德性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知行关系与古今关系论、由道德直觉到智性直观等论说，比较发达。

二、中国哲学智慧的六大特点

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所谓“中国哲学”，内容非常复杂，从流派来看，有诸子百家、儒释道、宋明理学、现代各派哲学等。任何概括都有危险性，不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从儒、释、道诸家的哲学中抽绎出相对共同的思想倾向与反映中国哲学特点的若干内涵，归纳为以下六条：

第一，存有的连续与生机的自然。所谓“存有的连续”，即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互相交融的连续体，这种观点区别于将存有界割裂为神界、凡界的西方形而上学。中国没有创世神话，不向外追求第一原因或最终本质等抽象答案。中国哲学认为自然是一种不断活动的历程，各部分成为一种有生机的整体形式，不强调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分辨，而是一种自然的相应。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是生成论而不是构成论，认为世界不是宰制性的建构，而是各种主体的参与。中国哲学是气的哲学而不是原子论的哲学，气的哲学昭示的是连续性的存在，变动不居，大化流行，生机无限。宇宙绝非孤立、静止或机械排列的，而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由此，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是一个无限的宇宙，创进的宇宙，普遍联系的宇宙，包举万有，统摄万象。

第二，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中国人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中华民族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宇宙世界的独特觉识和特殊的信仰信念，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打破了人与超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内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之间相依相待、相成相济。与这种宇宙观念相联系的是宽容、平和的心态。

中国人有着对天、天地精神的信仰及对天道天命的敬畏，并提升自己的境界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种精神上的契合与颖悟，足以使人产生一种个人道德价值的崇高感，由此对天下万物、有情众生之内在价值，油然而生出博大的同情心，进而洞见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儒家立己立人、成己成物、博施济众、仁民爱物之仁心，道家万物与我为一、天籁、齐物之宽容，佛家普度众生、悲悯天下之情怀，都是这种精神的结晶。

第三，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中国哲学是“尊生”、“重生”、创造日新的哲学，所崇拜的“生”即创造性本身。《周易·系辞上传》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宇宙间最高最大的原理就是：一切都在迁流创化中发展着，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日化日新的历程，生长衰亡，新陈代谢，永不停息。中国的易、儒、道、释诸家尊奉的“道”，就是天地自然或人文世界的永恒运动和发展变化。

世界自身的永恒运动、创新、变化、发展，自我更新、自我否定，日生日成、日新其德，革故鼎新、除旧布新，是中国哲学的主调。创新的动源，来自事物自身内部的张力或矛盾。中国哲学凸现了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强调创造进取，即人要向天地精神学习。无数的仁人志士奋发前行，不屈服恶劣的环境、势力，不向外来侵略者的凌辱压迫低头，正是这种刚健坚毅的精神使然。

第四，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中国哲学特别表现在道德文明层面，并且用道德取代了宗教的功能。儒、释、道三大思想资源与思想传统，最根本处是做人，是强调人的德性修养和人文教育。这三大思想传统及其内部各流派在根本目的上并无大的差别，他们彼此的分歧或纷争，主要是修身工夫入路的问题。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成圣人、贤人、君子，道家的理想人格是成真人、圣人、神人、至人、天人，佛教的理想人格是成佛、菩萨。他们的修养要旨表明，生活在俗世、现实之中的人，总是不断追求一种超脱俗世和现实的理想胜境。

内在超越的精神是中国传统哲学在面对超越性与内在性问题时展现出来的共同精神。儒家的天道性命之学、为己之学，道家的道德论和逍遥思想，禅宗的明心见性、转识成智、见性成佛，都呈现出内在的超越性。内圣外王之道，同样为中国传统哲学各流派所共有，以此作为达到理想社会的根本办法。

第五，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中国的理性是具体的理性。中国古代不缺乏抽象思维，有明确的概念、范畴及相关的分析。相对于西方用理性思辨的方式来考察、探究形上学的对象，中国哲人重视的则是对存在的体验，是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的追求与实践工夫的达成。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很强，不停留于“概念王国”。这不是说中国哲学没有“概念”“逻辑”“理性”，恰恰相反，中国哲学有自身的系统，中国哲学的“道”“仁”等一系列的概念、范畴，需要在自身的系统中加以理解。中国哲学有关“天道”“地道”“人道”的秩序中，含有自身内在的逻辑、理性，乃至道德的、美学的、生态学的涵义。

中国哲学中有着异于西方的语言、逻辑、认识理论，如强调主观修养与客观认知有密切的关系，如有与汉语自身的特性相联系的言、象、意之辩。以象为中介，经验直观与理性直观地把握、领会对象之全体或底蕴的思维方式，有赖于以身“体”之，即身心交感地“体悟”。以《周易》为代表，中国思维方法是象数思维。这一思维方法主张取象比类，触类旁通；阴阳平衡，刚柔调和；注重生命节律，肯定周期、序列、整体综合与统筹。

第六，经世致用与知行合一。我们有经世致用精神，强调知行合一，经世济民，兼重文事武备，明体达用，反对空谈高调。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的问题之一，它所涵盖的是良知的当下呈现，也即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古代哲学家的兴趣不在于建构理论体系，不是只把思想与观念系统表达出来就达到了目的，而在于言行一致、知行统一，力行实践，自己所讲的与自家身心的修炼必相符合。他们强调知行的互动，即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身体力行，集知识与美德于一身，不断把自己修养到超越的境界。中国哲学不是讲堂教授的知识游戏，而是具体人的活生生的人格生命，其哲学自其心中流出。

三、中国哲学智慧对人类永续发展可能做出的更大贡献

第一，天人的互动。长期以来，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纯粹精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人与神，心与物，此岸与彼岸，致思界与存在界，身体与心灵，主观与客观，价值与事实，理性与情感，乃至如如不动的创造者与被它创造的生动活泼的世界，统统被打成两橛。中国哲学则打破了彼此的隔阂，强调两者的互动互补。“天人合一”的主张，实包含有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绝对占有自然。中国哲学家强调整体的和谐和物我的相通。他们不仅把自然看作是一和谐的体系，不仅争取社会的和谐稳定，民族、文化间的共存互尊，人际关系的和谐化与秩序化，而且追求天、地、人、物、我之关系的和谐化。

第二，理想与现实的贯通。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佛教的“平常心即道心”都表明了现实与理想的统一。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具佛性，是儒家与佛教的最高信仰。实际上，儒、道、佛与宋明理学都是要追求一种理想的高尚的社会，因此其共同点都在培育理想的人格境界，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中国思想传统的道德精神并非只停留在社会精英层，相反通过教化，通过民间社会、宗教与文化的各种方式，如蒙学、家训、家礼、戏文、乡约、行规等，把以“仁爱”为中心的五常、四维、八德等价值渗透到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伦理。中国人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舍我其谁的抱负，乃至“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强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

中国哲学特重理想社会的追求与现实社会的治理，有系统的社会治理的智慧与制度。在礼、乐、政、刑相补充相调剂的治理社会的方略中，“礼”是带有宗教性、道德性的生活规范。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古代有“一夫授田百亩”的诉求并转化为计口授田制，有养老制度与“移民就谷”等荒政，对灾民、鳏寡孤独与聋哑等残疾人都有救济与保护制度。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

第三，生态的平衡。中国哲学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中国哲学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包括草木、鸟兽、瓦石、山水），乃至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至诚如神，体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这不会导致宗教迷狂、排他性与宗教战争，而又有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中国哲学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国哲学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及现代性的偏弊，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的和谐健康发展。

第四，人生的意境。中国人文精神，尤其表现在人生智慧与境界上。儒家是德性与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是空灵、逍遥、放达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佛家是解脱的、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放下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儒释道都是生命的学问，相互补充，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慢慢地体悟，使我们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有尊严，遇到挫折时能做到淡定从容。有人说儒家是治世的，道家是治身的，佛家是治心的，其实三家都可用于治世、治身、治心，都具有调节性。

第五，普遍的和谐。“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孔子以“爱人”为“仁”，爱人、同情人、关切人，包括爱、同情、关怀他者、下层百姓，是“仁”的主旨。“忠”与“恕”接近于“仁”。“忠”是尽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推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就叫忠恕之道或絜矩之道。“忠”“恕”是仁道的—体之两面。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道原则，推而广之，也是国家、民族、文化、宗教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类与自然的普遍和谐之道。

总之，中国智慧关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和谐”思想、“宽容”思想，不仅为人类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和社会人文环境的生态平衡提供了智慧，而且也是现代社会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哲学表达了自然与人文和合，人与天地万物和合的追求。其宽容、平和、兼收并蓄、博大恢弘的品格，可以贡献给全人类。我们把握其中的道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展开、落实，自然会增加我们的智慧，变得聪明起来。我们讲的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智大慧，这需要我们去理解并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作创造性的转化，这样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智慧。

诸子百家、佛教禅宗与宋明理学，是我国主要的思想传统。这些思想传统中有无限珍宝，尤其是在个人修身齐家、社会与国家治理、自然生态保护等方面，有很多借鉴意义。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内在心灵的关系方面，在人类永续存在与发展的方面，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先哲的智慧，切不可如当下这样太过自我中心，自我膨胀。

[1]［美］本杰明•史华兹著，程钢译，刘东校：《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2]同上。

[3]［美］牟复礼著，王立刚译：《中国思想之渊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25页。

[4]同上，第21—22页。

[5]钱新祖著：《中国思想史讲义》，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第35页。

[6]同上，第43页。

[7]同上，第46页。

[8]牟宗三著：《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页。

[9]同上，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