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始终是在资本与革命的力量的较量中展开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思想发展作出的最卓著贡献，就是分别揭示了资本的逻辑和革命的逻辑，勾勒出世界历史的前景。这是我们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思想史语境，也是我们研究列宁辩证法的思想史语境。从这个语境看，列宁的辩证法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革命的逻辑，本质上是革命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的内在逻辑是由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的：其一，通过对世界历史偶然性的论证，建构了革命辩证法的理论逻辑；其二，通过对认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说明，建构了革命辩证法的思维逻辑；其三，通过对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的阐发，建构了革命辩证法的实践逻辑。这个革命的逻辑向人们展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即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链条上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把世界历史发展中的被动因素转变为主动因素。这对于我们思考当今世界历史的前景，筹划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列宁；罗莎·卢森堡；苏联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今年是列宁诞辰150周年。在这150年间，世界历史发生了剧烈变化。列宁哲学就产生于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遭遇了戏剧性的命运。列宁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在实践上主导了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却没能在理论上得到系统阐发和深入研究；列宁去世后，列宁的哲学思想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并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由于世界历史的变化，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带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发展，以及后来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列宁的哲学思想成为世界进步思想的旗帜，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主线；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题的变换，列宁的革命理论及其哲学思想开始受到质疑；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人们转而全盘否定列宁哲学思想的价值。然而，不论是全盘肯定，还是全盘否定，列宁的哲学思想从来都没有完全淡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反而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应该采用什么语境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沿袭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建构的意识形态语境，还是采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中孕育产生的思想史语境？这个问题若不解决，我们就不可能客观地评价列宁的哲学思想，亦不可能客观地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其他哲学家的思想，更不可能解决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鉴于此，本文从考察列宁哲学研究语境的历史变化入手，建构列宁哲学研究的思想史语境，并在这一语境下考察列宁辩证法的内在逻辑，揭示列宁辩证法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以求通过列宁哲学这个典型的个案研究，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语境及其建构的问题。

一、列宁哲学思想研究语境的变化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之初，就直接地、公开地宣称自己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把意识形态纳入自己的研究之中。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点。由于有了这个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出现了两种研究语境：一种是意识形态的研究语境；一种是思想史的研究语境。在这两种语境中，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特有的，后者是哲学史研究共有的。列宁哲学正是在这两种研究语境的变换中遭遇了自己的思想命运。从总体上看，从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末，列宁哲学的研究主要是在意识形态的研究语境下展开的，自21世纪初开始，列宁哲学才被置于思想史的语境下加以研究和评价。这种研究语境的转变是在相继发生的三次大的论争中实现的：第一次是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哲学界内部开展的有关列宁有没有哲学的争论；第二次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热中开展的罗莎·卢森堡与列宁思想的对比研究。考察这三次大的论争，可以使我们从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的历程中找到今天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语境。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苏联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进入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阶段。苏联社会的这一变化向苏联哲学界提出了新的理论课题，即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建成，苏联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苏联哲学界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争论。这场争论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列宁思想，即列宁有没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有没有一个列宁阶段；如果有，列宁哲学的性质和特点是什么？这场争论的结果是，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有一个列宁阶段，并由此提出了列宁主义。斯大林在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从论述列宁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继承和变革关系入手给列宁主义下了定义。斯大林指出，列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世界观与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致的，但列宁不是简单地恢复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而是面对新的形势，提出和增添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中没有的内容，发展了马克思哲学。这就形成了列宁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继承和变革关系。根据这种继承和变革关系，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研究列宁哲学：一个是从继承方面，研究列宁哲学的世界观基础；一个是从变革方面，“叙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因而自然和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列宁主义就是从后一方面叙述列宁的哲学思想。据此，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的定义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这个定义突出了列宁哲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国际性和革命性。国际性是指列宁哲学的世界历史普遍性；革命性是指列宁哲学不同于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应该说，斯大林对列宁哲学的这两个特点的概括是很准确的，他在把列宁哲学与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比较中指出列宁哲学的革命性时，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列宁哲学的民族性特点。但是，由于斯大林是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下分析列宁哲学的革命性特点，所以他把列宁的革命理论看作这个时代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全盘否定了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意义。这就导致了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的公式化，从而使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僵化和单调。20世纪70年代之后，人们对列宁哲学思想的质疑和否定就是这种僵化和单调研究的消极后果。

与苏联哲学界讨论列宁哲学的国际性意义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总结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中开始了对列宁哲学的民族特点的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辩证法，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是抽象的公式，而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任何一个原理都与一定的实践相联系，都是理论与实践的总体；具体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本质的特征。从这一观点出发，卢卡奇对列宁哲学作了新的定位。他肯定列宁哲学具有国际性意义，但是他同时认为，列宁哲学并不是这个时代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列宁哲学并立的还有罗莎·卢森堡的哲学。这两种哲学分别揭示了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革命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从而创造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辩证法传统，其中列宁哲学创造的是革命的辩证法传统，而罗莎·卢森堡哲学创造的是历史辩证法的传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称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20世纪再生的“两部基本著作”。这样一来，卢卡奇就把列宁哲学置于思想史的语境下阐发了它的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应该说，这一观点对于人们准确地把握列宁的哲学思想，客观地评价列宁哲学的时代价值，是极其宝贵的。然而，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语境，这些观点不仅没有得到肯定的评价，反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受到批判。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开展，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取代了列宁哲学而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研究的热点。这一时期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新解密的罗莎·卢森堡文档为根据，重新评价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在资本积累、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民主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争论。在这一研究中，人们发现，以往对列宁与罗莎·卢森堡思想之间的一些对立观点的评价缺乏文献根据，并不符合史实，因此先前在缺乏文献的情况下预设的他们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是不能成立的。于是，从21世纪初开始，研究者们根据新解密的文献对罗莎·卢森堡有关俄国革命的观点、有关民族自治的观点等进行了考据性的研究，否定了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在这些观点上的绝对对立。面对这些考据性研究成果，研究者们意识到，要纠正以往列宁和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中的诸多不实之处，客观地评价他们的思想，发掘其中对我们今天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就必须消除先前的意识形态语境，建构思想史语境。这里所说的思想史语境，就是既肯定列宁与罗莎·卢森堡之间在一系列观点上的差异，又不把这些差异绝对对立起来，而是强调两者的互补性。《罗莎·卢森堡全集》第8卷主编霍尔格·波利特指出，列宁与罗莎·卢森堡之所以在同一问题上持不同观点，是由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各自不同的革命经历造成的：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出自她所处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是她经历无数次的西欧革命失败而得出来的，而列宁的观点出自他所处的俄国革命的历史背景，是不断总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得出来的。这就肯定了罗莎·卢森堡和列宁思想各自的民族性特点及其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互补性。保尔·莱·布朗克从思想史的语境考察了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帝国主义现象的不同解释和他们之间围绕组织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论是列宁还是卢森堡，他们在各种争论中的所有观点也不总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但是，他们二人却互相给予了各自所没有的东西。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理解他们二人的出发点。”波利特和布朗克的这些评价代表了21世纪列宁和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主流观点。从这一观点看，列宁的思想并没有因为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兴盛而被全盘否定，反而在对大量文献的充分考据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了肯定，不过这种肯定不是在人为设定的意识形态的语境中实现的，而是在基于文献学研究而建构的思想史的语境中实现的。

用历史的观点分析上述三次大的争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来，世界历史始终是在资本与革命的力量的冲突和较量中展开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思想发展作出的最卓著贡献，就是分别揭示了资本的逻辑和革命的逻辑，勾勒出世界历史的前景。这是我们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思想史语境。这一思想史语境应该成为今天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语境；(2)在列宁的哲学思想中，最核心的也最能体现其哲学传统的部分，就是辩证法；(3)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传统中，列宁的辩证法属于革命的辩证法传统，它所揭示的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革命的逻辑。基于这三个结论，本文以列宁的辩证法为主题，采用思想史的语境，分析列宁的革命的辩证法的内在逻辑。

本文认为，列宁的革命的辩证法的内在逻辑是由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的：一个层面是通过对世界历史偶然性的论证，建构了革命的辩证法的理论逻辑；一个层面是通过说明认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建构了革命的辩证法的思维逻辑；一个层面是通过阐发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建构了革命辩证法的实践逻辑。下面，本文将结合当时世界历史发展和俄国革命的历史背景，逐一考察这三个层面的内容，揭示列宁创造其革命的辩证法的逻辑理路。

二、世界历史的偶然性：列宁辩证法的理论逻辑

根据资本的逻辑，世界历史是沿着资本积累的方向行进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终主导着世界历史的进程，而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只是作为资本积累的环境而存在，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这个历史进程的终结处，才有可能取得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罗莎·卢森堡的历史辩证法向我们勾勒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图景。然而，在列宁看来，在帝国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这就使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有可能利用这些不确定性因素打断资本的逻辑进程，改变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从这一观点出发，列宁分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诸多不确定性，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机制，从而构建了他的革命辩证法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上看，列宁研究世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机制，是对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及其内在机制问题的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解答。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的偶然性是以承认世界历史的必然性为前提的，但它不是世界历史必然性的外在形式，而是世界历史必然性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因而是一个有关世界历史规律的问题，亦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马克思探讨世界历史的必然性时就已经提出来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的不同运动形式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世界发展的特点。马克思列举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关系中的三种运动方式：“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英国人本世纪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东西(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马克思强调，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都会出现新的变化，表现为不同的类型。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把偶然性作为世界历史运动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且把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作为世界历史偶然性发生的内在机制。到了晚年，马克思为了解决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对世界历史偶然性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钻研了诸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等有关古代公社所有制及其解体的著作，探讨了“不同的部落和族系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东方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的构想。这其中最具有典型性的，是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构想。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基于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及现状，以及它存在的世界历史环境给它的发展所带来的机遇的考察，提出了他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构想，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够以农村公社作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的这一构想提出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中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东方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这个构想作出更为详尽的说明。列宁正是从马克思提出的这一问题出发，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的发展规律和世界革命的特点，提出了他的世界历史偶然性的思想。

在分析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的发展规律时，列宁依照马克思研究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关系的思路分析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作为垄断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体：一方面，资本主义建立世界性的金融联系和经济垄断，征服政治、经济落后的民族和小民族；另一方面，它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需要，又不得不支持小民族、落后民族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由于这种内在矛盾，政治、经济落后的民族和小民族可以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总体性，获得经济和政治的自决权。从消极方面看，经济、政治落后的民族和小民族可以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中获得经济、政治的自决权，成为制约资本主义大国的一个因素；从积极的方面看，政治、经济落后的民族和小民族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在各国的不平衡发展，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力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形成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反抗。在这两个方面，列宁尤其重视后一个方面。因为非西方民族从消极的路径获得的经济、政治的自决权，依然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因此它对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制约作用只是局部性的，并不能形成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整体力量。相反，非西方民族以积极的路径获得的经济、政治的自决权，由于通过了战争等暴力形式，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能动作用。所以，列宁把帝国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看作世界历史发展的绝对规律。他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这样，列宁就通过分析帝国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论证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

在分析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时，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战争的性质。在《论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等论文中，列宁考察了民族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尤其考察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运动的发展，指出，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必然引起民族战争。但是，列宁绝不满足于对这一运动的描述，而是联系世界历史运动，指出了这一时期民族运动的两个特点：一是民族运动的形式不是群众运动，而是民族战争，它的性质是“反对民族压迫的群众运动”，因而是民族解放战争；二是民族运动的范围绝不限于西欧，而是发生于世界范围，并与世界性的工人运动相联系，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形式。据此，列宁将这一时期有可能出现的民族解放战争概括为三种：“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这三种战争会因各国的情况不同而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它们都是正义的战争，而帝国主义的战争则是非正义的战争。列宁的这些观点，为无产阶级制定正确的战争政策和策略提供了理论根据。

通过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分析，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两个不确定因素：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引起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为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争取民族自决权、获得跳跃性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战争，为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可能性。这两个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历史不可能完全按照资本的逻辑行进，而只可能在资本的逻辑与革命的逻辑的交织和较量中行进。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充满了偶然性，偶然性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列宁认为，这就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亦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革命的逻辑。

三、认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列宁辩证法的思维逻辑

列宁的世界历史偶然性的思想既是列宁辩证法的理论逻辑，亦是布尔什维克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而支撑这个理论逻辑的认识论基础，就是列宁阐发的认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原理。

列宁提出认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原理是为了解决布尔什维克党的哲学基础问题。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进入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革命暂时转入低潮。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这样的时候应当学会怎样退却，怎样转入地下，怎样保存和巩固秘密党，怎样利用合法的机会、合法的组织，特别是群众组织，来巩固自己同群众的联系，即把地下工作与合法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集聚工人阶级的力量，准备迎接新的革命的到来。但是，在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取消派”和“召回派”，分别从右的和左的方面反对列宁的策略。“取消派”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他们不相信革命有重新高涨的可能，要求彻底地退却，取消、消灭无产阶级革命的秘密党，于是被称为“取消派”。“召回派”由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组成，主要代表人物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波克罗夫斯基和布勃诺夫等。他们主张召回国家杜马中的工人代表，主张根本停止在合法组织中的工作。“取消派”和“召回派”主张的都是机会主义的策略，不利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本来，列宁同“取消派”和“召回派”之间只是政治上的分歧，并未涉及哲学理论问题。可是，随着政治争论的尖锐化，最终导致了理论论战。在这场理论论战中，列宁主要对波格丹诺夫宣布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把马赫哲学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这一论点进行了驳斥，指出布尔什维克党的哲学基础不能是马赫主义哲学，而必须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赫主义哲学是物理学革命中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的基本观点是，以感觉的相对性否定外部世界存在的客观性、否定任何的确定性。这个观点曾经对物理学革命起过重要作用，但它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而是另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即把相对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点。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虽然有别于17-18世纪出现的那种把绝对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点，但在思维方式上都是形而上学的，与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有着本质的区别。为了区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与马赫主义的相对主义，列宁提出了认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原理。

列宁认为，马赫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否定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前提，即否认我们意识之外的物质存在是我们认识的起点和基础，否认我们的认识是对这个物质世界的反映。从这一观点出发，列宁引证了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1)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因为，茜素昨天就存在于煤焦油中，这是无可怀疑的；同样，我们昨天关于这个存在还一无所知，我们还没有从这茜素方面得到任何感觉，这也是无可怀疑的。(2)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所谓二者之间有着特殊界限，所谓自在之物在现象的‘彼岸’(康德)，或者说可以而且应该用一种哲学屏障把我们同关于某一部分尚未认识但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世界的问题隔离开来(休谟)，——所有这些哲学的臆说都是废话、怪论(Schrulle)、狡辩、捏造。(3)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这三个结论从人的认识的前提和过程上说明认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所谓认识的确定性，就是承认外部物质世界的存在，承认这个客观的物质世界是可以为我们所认识的；所谓认识的不确定性，是指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外部物质世界的认识是一步一步深化的，从现象到本质、从第一级的本质到第二级的本质，等等。列宁进而把认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运用于说明作为认识结果的真理和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阐发了认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

在真理的问题上，列宁指出，马赫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知识的相对性与真理的绝对性对立起来，以为“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就是根本不承认绝对真理”。为了批判这一观点，列宁结合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发挥了恩格斯的“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观点。列宁指出，相对真理指的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是相对的，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比如“我们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进到发现煤焦油中的茜素或发现原子中的电子，这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绝对真理指的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与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的无条件性，指人的认识向真理接近的无条件性。“图像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图像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人们发现原子中的电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然而，每一个这样的发现都意味着‘绝对客观的认识’前进一步，这是无条件的”。这表明，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区分是不确定的。列宁肯定了这种区分的不确定的意义，指出：“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这就在真理问题上区分了相对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界限：辩证法承认知识的相对性，但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一切知识的相对性，而相对主义、形而上学则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承认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与坚持真理的客观性、坚持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的观点相一致，在阐发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的问题上，列宁也提出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列宁认为，要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必须肯定“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承认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最终的标准。但是，实践标准本身也是受着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也是不确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辩证法应该从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中把握其中的确定性，以便使自己与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和形而上学区分开来。为此，列宁论述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他说：“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么，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

这样，列宁就把他的认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原理贯穿于人的认识的每一个环节，从认识的能力到认识的过程，从认识的结果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之成为他的认识辩证法的内在逻辑。这个内在逻辑是在批判马赫主义的相对主义思维方式中阐发出来的，因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同时它又是正确地制定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策略的哲学基础，因而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民族性的特点。

四、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列宁辩证法的实践逻辑

列宁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而且他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研究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用于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路径。出于这一目的，列宁尤其重视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实践品格，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发马克思的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方法，建构了他的革命辩证法的实践逻辑。

在列宁看来，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实践精神的就是辩证的方法。在谈到辩证方法时，列宁特别强调恩格斯的“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论点中所包含的实践品格，他指出，恩格斯的这个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在这两段话中，列宁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两个特点：其一，方法与理论是有区别的，理论是从实践中来，但它不能直接地运用于实践，而必须要转化为方法才能运用于实践，因此相对于理论来说，方法更具有改造世界的功能；只有通过方法，才能建立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也才能真正发挥理论改造实践的功能，反之，抽掉方法去谈理论联系实践，只会使理论变得僵化，而在实践上就是教条主义；其二，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实践品格就是面对现实，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并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自身的内容和形式。由于这一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具有双重的批判意义：一重是针对理论的，有校正理论的功能，即以变化了的现实来对照已有的理论，或校正理论中的不正确的、不切实际的内容，或测度理论运用的范围和限度，这是方法对理论的批判性；一重是针对实践的，有认识现实的功能，即从现象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为新理论的创造提供新的材料，这是方法对现实的批判性。这两个特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区别于其他哲学家的辩证方法的地方，也是列宁叙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原则。列宁正是根据这个原则，选择了最能体现上述两个特点的方法——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加以阐发。

列宁之所以选择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作为他的辩证方法的核心内容，是由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决定的。列宁认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而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讲的就是对立面统一的关系和叙述原则，而且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原则，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要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知道如何从实践中获得科学的革命理论，要学会用科学的革命理论来改变世界，就必须弄清楚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

关于抽象和具体，列宁认为，这是人类认识的基本形式。人类的认识，无论是就其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系而言，还是就人们认识本身的发展而言，都是在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逻辑)具体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里，作为认识起点的具体和作为认识终点的具体是不同的：作为认识起点的具体是客观事物本身，作为认识终点的具体则是以逻辑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客观事物的丰富的、多方面的规定。在这一过程中，抽象是一个极为丰富的辩证法概念和环节。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从具体到抽象的行程看，抽象不是空洞的，而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他说：“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而康德，像所有的哲学家一样，谈论正确的思维)——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在这里，列宁分别从抽象的性质和过程两个方面说明了抽象对于辩证思维的意义：就抽象的性质而言，抽象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本质的过程；就抽象的过程而言，正确的抽象不是直观的，而是通过实践而实现的，实践是抽象的环节，实践的能动性决定了抽象的能动性，因而也体现了抽象的辩证性质。其二，从抽象到具体的行程看，抽象包含着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即是辩证法的叙述过程，其中抽象是叙述的起点，它以最简单的概念、命题表现出来，列宁认为，在这个最简单的概念和命题中就包含着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

为此，列宁在抽象这个环节上，阐发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指出：“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过渡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在这段话中，列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1)个别与一般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即“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这就是说，个别是具体，是事物的偶然性的存在，一般是抽象，是事物的必然性的存在，抽象的东西总是通过具体而存在的，必然性只能通过偶然性而存在，而具体的东西必然具有一般的、抽象的性质，任何偶然性的东西一定包含着自身的必然性；(2)个别与一般是相对立的，即“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这就是说，个别除了具有一般的性质外，还有其个别的、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征，这些个别的特征与一般是相互排斥的，因此个别虽然包括一般，却不能等同于一般，而一般也只能大致地包括个别。这也如同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3)个别与一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既然一般是具体的、偶然性的事物中的必然性，既然必然性是同类事物的共同性的、决定事物发展趋势的东西，那么个别就可以通过一般而与其他的个别相联系，就可以转化为另一类的个别，所以列宁说“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过渡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

通过对一般与个别辩证关系的阐发，列宁不仅说明了什么是具体，而且解决了人的认识如何走向具体、获得具体的问题。列宁正是运用这个方法分析帝国主义现象，才得出了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才为十月革命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提出中国革命的规律时，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这一思想。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以列宁阐发的一般与个别辩证关系来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并将其定义为“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进而对矛盾的特殊性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建构了一个复杂的矛盾系统。这个矛盾系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的思想武器。这一思想武器的实践逻辑在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在阐发他的辩证法的每一层次的逻辑时，都是围绕着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可能这个主题展开的，都体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历史规律的思考。这些思考虽然只涉及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方面，但它却以革命的逻辑展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即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链条上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也可以利用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对抗资本的逻辑，变被动因素为主动因素，争取自己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主动权。正是这个逻辑，对于我们思考当今世界历史的前景，筹划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作者简介：何萍，威斯尼斯人wns579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