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今列宁思想研究处于“冷”时代，面临两个困境:一是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变化增加了列宁思想研究的难度;二是原有列宁思想研究方式不能满足当代列宁思想研究的需要。为此，要实现从意识形态研究到思想史研究之列宁思想研究语境的转换;要联系俄国的情况以及列宁的俄国立场、俄国观点来阐发列宁思想的国际性及其具体的丰富的规定性。列宁思想遗产中活的东西不是现存的理论，而是分析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的精髓是:认识的客观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社会主义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列宁思想的这一精髓，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中国列宁思想研究的活水源头出发，中国的列宁思想研究才能走出学院式研究的藩篱而走进中国思想创造的园地。

关键词：

列宁思想研究；苏联哲学；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今年，是列宁诞辰15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正处在一个列宁思想研究冷的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纪念列宁、研究列宁思想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怀念这位伟人呢?还是为了继承他的思想遗产呢?这两个问题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不一致的。在列宁思想研究热的时候，这两个问题是一致的，我们纪念列宁，就必然把列宁的思想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紧密地联系起来，讲列宁的思想，就是讲我们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但在列宁思想研究冷的时候，这两个问题就有区别了:如果出于第一个目的，那么，我们纪念列宁，是把列宁的思想与我们过去做过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讲列宁的思想，是讲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如果出于第二个目的，那么，我们纪念列宁，就必须承认列宁思想与现时代之间的距离，进而反思这个距离是如何造成的，是本身就有的呢?还是我们的研究方式和对列宁思想的态度出了问题呢?这就是如何看待列宁思想遗产的问题。本文本着第二个目的，提出这个问题，并力图回答这个问题。本文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四点是必须面对的:第一，列宁思想的研究为什么会从热变成冷，并且在从热到冷的转变中，列宁思想的研究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第二，我们应该如何走出当下列宁思想研究冷的困境?第三，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列宁的思想遗产?第四，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列宁的思想遗产?本文将联系一个世纪列宁思想研究的历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的主线，对这四个问题作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一、列宁思想研究的热与冷

2013年，我在武汉大学组织了“列宁思想在21世纪:阐释与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举办正是我国列宁思想研究最冷的时期，甚至比现在的研究要冷得多。这一点，有两个数据可以显示:一是国内外学者参会的比例。当时，国外参会学者近30人(其中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远远超过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而中国参会学者近20人(研究生参会除外);从提交论文的内容分析，中国学者着重于列宁思想的一般理论叙述，而国外学者更倾向于以列宁思想为方法或思维框架，分析和说明当代世界历史出现的种种现象，比如，有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有结合后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分析列宁的革命理论对于拉美革命和全球化动力因素形成的作用，有研究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复杂联系，等等。从这个对比数据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列宁思想研究的热与冷的双重内涵:一重是研究者数量的多少。这个数据能够显示列宁思想研究的社会认同度。研究者数量多，表明列宁思想的社会认同度高，即为列宁思想研究热，反之，则表明列宁思想的社会认同度低，即为列宁思想研究冷;一重是研究成果对现实的说服力。这个数据能够显示列宁思想研究的质量。若列宁思想研究中有当代问题，并给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对列宁思想的一种创造性研究，即为列宁思想研究热，反之，若列宁思想研究中缺乏现实关怀，没有当代问题意识，只是在学术的意义上考据列宁思想中的某一理论、某一思想，即为列宁思想研究冷。

如果以现实性为评价标准，那么，列宁思想研究冷的问题也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就是，列宁的思想是如何离开现实的文化土壤而成为书斋里的学问?是由客观原因造成，还是由主观原因造成?这是我们今天继承列宁的思想遗产不能不面对、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在我看来，列宁思想研究离开了现实的文化土壤，既有来自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来自主观方面的原因。

客观方面的原因来自于世界历史的变化。列宁思想诞生于20世纪初，距离今天已经一个世纪之久。在这一个世纪中，虽然帝国主义时代的性质没有变化，但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结构、政治格局和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经济结构上，金融资本借助于世界市场，挣脱了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束缚，成为了当今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主导性资本;在政治格局上，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大批中小国家获得了独立，打破了20世纪初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二元结构，20世纪90年代之后，苏东剧变又打破了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政治格局，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接着，才10多年的时间，世界历史的这一格局又被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矛盾打破了，自2007年开始，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把世界历史再度带入了一个危机的时代，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战争危机、生态危机，加之新冠病毒肺炎全球蔓延引发的全球公共健康危机，这一系列的变化，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一统天下的格局，出现了世界多元体的政治格局;在文化观念上，后工业社会、极权主义、大众文化、现代性、生态文明、文化霸权、文化软实力、全球命运共同体等这些新概念的出现，取代了以往的革命、阶级斗争等观念，形成了新的话语体系。这些新的变化是对20世纪初的理论家们提出的有关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实践检验。那么，列宁的思想经得起这种实践的检验吗?如果能，那么，列宁思想中的哪些内容能够说明一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变化呢?很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简单地搬用以往列宁思想研究的话语系统是很难得到社会认同的，必须建构新的话语系统来阐释列宁的思想，或者说，在新的话语系统中开掘列宁的思想资源。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变化向列宁思想研究所提出的挑战。

主观方面来自于原有的列宁思想研究方式。这里所说的原有的列宁思想研究方式，其实是苏联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构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话语系统。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任务，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立的阶段。苏联社会的这一变化向苏联哲学界提出了新的理论课题: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建成?苏联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苏联哲学界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争论。这场理论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的:第一个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有没有一个列宁阶段，如果有，那么，列宁哲学的性质和特点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哪些?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基本内容有哪些?等等。这两个问题争论的结果是:在第一个问题上，苏联哲学界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有一个列宁阶段，并把列宁思想上升为列宁主义，强调“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这个定义，一方面揭示了列宁思想中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内容的东西，概括了列宁思想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说明了列宁思想不同于第二国际理论的特点，突出了列宁思想的革命性特征;在第二个问题上，苏联哲学界以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一致思想为重心，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对这一时期苏联哲学界讨论的理论成果进行概括和提炼，将唯物辩证法分为三个部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分别概述了这三个部分的基本内容。这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原型。对比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前者是对列宁思想性质的确认，后者是对列宁思想内容的阐发。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苏联的列宁思想研究方式，也构成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话语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话语系统，就是列宁思想研究的话语系统。正是这两种话语系统的合一，推动了列宁思想研究热。从另一方面看，这两种话语系统的合一，又极大地压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空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单一化、意识形态化，而难以进入思想史的研究语境。这表明，在列宁思想研究热中，已经隐含了列宁思想研究冷的危机。这一危机在两种情况下凸显出来:一种情况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世界传播中遇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列宁思想的国际性和普遍性就会遭到质疑，比如，20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挑战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进而质疑列宁的思想;一种情况是在变化了的世界历史面前，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话语系统已经不够用了，必须创造更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深化列宁思想的研究。如果列宁思想的研究不能在这两个方面化解危机，势必会出现列宁思想研究冷。

上述两个原因表明，列宁思想研究由热到冷，并不意味着列宁思想本身已经过时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列宁思想的研究方式出了问题。当然，这种研究方式的形成是由当时复杂的斗争环境决定的，因而也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斗争和实践斗争起过积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研究方式就是完全正确的、不能改变的。今天出现的列宁思想研究冷，实际上是以否定的形式证明了原有的研究方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历史环境下的列宁思想研究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走出列宁思想研究冷的困境，就需要建构新的列宁思想研究方式。

二、如何走出列宁思想研究冷的困境

面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变化，我们应该如何破解原有的列宁思想研究方式，走出列宁思想研究冷的困境呢?这是今天的列宁思想研究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要破解原有的列宁思想研究方式，首先要反思列宁主义的定义。斯大林把列宁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从时代定位上看，是完全正确的，把列宁主义定义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以此阐明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二国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是十分准确的。问题是，列宁与第二国际之间的分歧，不都是意识形态的，还有认识论上的。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从官方到学术界，却没有像列宁那样谨慎地对待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论战，而是把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论战都归于意识形态的分歧，纳入意识形态的语境中加以评价。这样一来，列宁思想的研究就被意识形态化了，列宁思想中的理论内容也被置于意识形态的语境中加以阐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列宁思想研究的意识形态语境。这种研究语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空前激烈的环境下，会强化列宁思想的研究，带来列宁思想研究热，但是，当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背景消失后，而又没有确立列宁思想研究的新的理论支撑点的时候，又会使列宁思想的研究冷下来，甚至会出现否定列宁思想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列宁思想研究会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冷了下来，甚至遭到否定的原因。因此，今天的列宁思想研究要走出冷的困境，就必须补上先前列宁主义定义中缺失了的认识论视野。

但是，要在先前的列宁主义定义中融于认识论的视野，不是内容的问题，而是形式的问题，即是一个研究语境的建构和选择的问题，因为只有确定了研究语境，才能知道如何补上认识论的视野，以及补上什么样的认识论视野。一个世纪以来，列宁思想研究是在不断地建构和选择研究语境中展开的，其中，最能标志列宁思想研究水平的有四种研究语境:第一种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建构的强意识形态的研究语境。这种研究语境的特点是，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中，把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在政治上的主张与理论上的对错等同起来，以政治上的对错来判定理论上的对错，实则是以意识形态的分歧否定并最终取代认识论研究;第二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为批判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来的弱意识形态的研究语境。这种研究语境也是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评判政治主张和理论对错，但它将政治上的对立与理论的对错作了区分:在政治上，站在第三国际的政治立场上批判第二国际的政治主张，但不全盘否定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把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机械论和庸俗唯物主义理论与有创造性的理论区分开来，批判那些机械论和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继承那些富有创造性的理论;第三种是阿尔都塞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认识论的研究语境。阿尔都塞以他的认识论断裂的观点来评价列宁哲学，认为列宁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哲学与意识形态、与科学区分开来，强调哲学对意识形态、对科学的优先性。据此，他反对在“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政治性质的斗争”这个意义上来定义列宁主义，而要求在“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是革命的科学”的意义上来定义列宁主义。在他看来，这个定义的重要性在于，它关系到我们今天“要不要列宁主义的问题”。很明显，阿尔都塞是以认识论来消解列宁主义定义中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以凸显列宁主义定义的理论性来保卫列宁的思想遗产。这无疑是对苏联建构的强意识形态语境的一种颠覆;第四种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新一轮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中形成的思想史研究语境。所谓新一轮研究，是相对于20世纪30—70年代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基本否定性评价而言的，因而是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再认识。既是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再认识，就必然要重新审视列宁对罗莎·卢森堡的种种批评，分析列宁与罗莎·卢森堡之间发生分歧的实质。于是，列宁与罗莎·卢森堡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开展新一轮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中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列宁思想并没有被否定，而是在新的研究语境下得到了扩展。这个新的研究语境就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的语境，具体地说，就是把列宁与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思想置于各自所处的民族环境及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中去考察，一方面承认他们之间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另一方面又不把这些分歧对立起来，用某个单一的标准来判定其对错，而是联系时代的、民族的复杂背景和个人的革命经历，探讨发生分歧的原因，分析其中的合理性和缺失点。诚如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专家霍尔格·波利特所指出的:“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之所以在同一问题上持不同观点，是由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各自不同的革命经历造成的: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出自于她所处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是她经历无数次的西欧革命失败而得出来的，而列宁的观点出自于他所处的俄国革命的历史背景，是不断总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得出来的。”这就肯定了罗莎·卢森堡和列宁思想各自的民族性特点及其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互补性。

从列宁思想研究的意识形态语境到认识论语境，再到思想史的语境，构成了一个世纪列宁思想研究的思维之链。透过这根思维之链，不难看出，列宁思想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意识形态化到认识论化的过程，准确地说，是不断地去意识形态化而走向认识论化的过程，列宁主义定义的认识论视野就是在不断地去意识形态化中加进去的。这一思维进程表明，列宁主义定义的认识论视野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史的视野，因此，在列宁主义定义中加入认识论视野的前提，是解构列宁思想研究的意识形态语境。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的列宁主义定义是列宁思想研究语境变革的关键一环，而真正敞开列宁思想研究的认识论视野，则是在思想史语境的建构中实现的。与阿尔都塞的认识论语境相比，思想史语境具有两个特点:其一，列宁思想研究的认识论提问发生了变化。在阿尔都塞的认识论语境中，认识论的提问是在认识论断裂的框架下展开的，它所提出的问题是，列宁是如何将哲学从意识形态和科学中剥离出来的，由此决定，它的认识论视野仅限于列宁的哲学思想，与之不同，思想史语境中的认识论提问是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比研究的框架下展开的，它所提出的问题是，列宁思想的特点是什么?列宁思想与列宁所处的时代、民族文化和个人经历的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列宁思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考察列宁思想的各个部分: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等等。由此决定，它的认识论视野不限于列宁的哲学思想，而是涵盖了列宁思想的各个方面: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哲学的、思维方式的，等等;其二，列宁思想研究的格局发生了变化。阿尔都塞的认识论研究语境终结了列宁思想研究的意识形态语境，但没有终结列宁思想研究的一元性格局，只是变换了列宁思想研究的一元性内容。意识形态研究语境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衡量理论的对与错，建构的是意识形态的一元性，而阿尔都塞的认识论语境是以哲学的科学性拒斥意识形态，建构的是哲学的一元性。与这两种研究语境不同，思想史的研究语境则通过方法论打通了哲学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同时也建立起了列宁与西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建构了列宁思想研究的多元化格局。正是这两个特点，打开了列宁思想研究的空间，可以引导我们走出列宁思想研究冷的困境。因此，我们要使列宁思想研究走出冷的困境，就需要选择列宁思想研究的思想史语境。

三、如何理解列宁思想的国际性

作为一个对世界历史的变革起过巨大作用的思想家，列宁的实践活动及其所创造的理论必然具有国际性。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列宁思想的国际性呢?是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中抽象地谈论列宁思想的国际性呢?还是在思想史的语境中具体地阐发列宁思想的国际性呢?这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列宁思想遗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

所谓抽象地谈论列宁思想的国际性，就是在国际性和民族性对立的框架中阐发列宁思想的国际性，强调列宁思想的基础和理论全部都是国际性，其中不含任何俄国情况的杂质。苏联官方理论家们就是这样论述列宁思想的。布哈林在论述列宁主义的基础时，把列宁思想的创新概括为“三种东西的结合，综合”:“第一，这是回复到马克思的时代，但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以全部新事物加以丰富之后的”回复，也就是说，它是包括对最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所作的分析成果的马克思主义的综合;这当然包括对新时代向我们提供的全部大量新事物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是第一种。“第二，这是斗争中的和胜利中的工人阶级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和综合。”“第三，这是工人阶级的破坏工作和创造工作的综合”。布哈林在这里讲的“最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指的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战争与资本主义危机，他所说的“工人阶级的理论和实践”，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是世界历史的内容，而不是俄国革命所特有的内容。可见，在他那里，列宁思想的国际性与俄国的特殊情况是没有关系的。布哈林的这一观点在斯大林那里得到了更加明确地表达。斯大林在批评季诺维也夫将俄国的情况纳入列宁主义的定义时，明确地指出，俄国的确是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但这对于列宁主义的基础毫无意义，因为列宁主义的基础不是俄国的条件，而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条件，是这个时代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列宁的最重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都是为着解决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为着解决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而写的。这些足以表明，列宁主义不是仅仅“根据俄国的条件专为俄国制定的”，而是“根据帝国主义的条件为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制定的”;列宁的著作不是只对俄国有意义，而是“对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有意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对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都适用和必要”。据此，他坚决反对季诺维也夫在列宁主义定义中加进“俄国的落后性”、俄国的“农民性”这样的词句，认为这样做“就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就是为鲍威尔和考茨基效劳，因为鲍威尔和考茨基否认列宁主义能适用于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在这里，斯大林在国际性和民族性中划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带有民族局限性的列宁主义定义”和“国际主义”是不能相容的。布哈林和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基础和内涵的这些说明，的确是强化了列宁思想的国际性，却掏空了列宁思想的内容。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列宁思想的国际性绝不是列宁思想独有的，而是列宁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共有的。说它是共有的，是指与列宁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是以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现象和世界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理论，无论是帝国主义理论，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也都毫无例外地具有国际性。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具有国际性，同样的，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也都具有国际性。既然如此，那么，把列宁思想定义为国际性，除了让人们知晓列宁思想的时代性和普遍性之外，还能提供什么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呢?比如，列宁思想的内在逻辑、列宁的观点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的观点之间的区别、列宁的思想在哪些方面优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们的思想、列宁思想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是从哪里来的，等等。如果列宁主义的国际性不能告诉人们这些内容，那么，它就是贫乏的、空洞的，是与列宁思想本身不相符合的。

那么，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列宁思想国际性的丰富内容呢?当然是要到列宁思想的俄国背景中去寻找。其实，这一思路早在列宁论述十月革命的国际性意义中就已经提出来了。1920年，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提出了将十月革命经验国际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列宁看来，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在很长的时期内依然比资产阶级弱，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有着十分广泛的国际联系，还因为俄国是一个小商品生产的国家，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因此，俄国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就要使十月革命的经验国际化，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盟。这就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十月革命的经验是否具有国际意义?如果有，那么它的国际意义指的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列宁的回答是:十月革命的经验毫无疑问地具有国际意义，这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特点。在这里，列宁把国际性作为十月革命的本质内容，不讲这个内容，就不能理解十月革命。但是，列宁又不把十月革命的内容与它的国际性划等号，而是在内容上和方法论上将十月革命的俄国内容和国际内容作了辩证的分析。在内容上，列宁把十月革命的俄国内容区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个方面:广义的内容是指十月革命的一切特点，包括那些俄国独有的具体的、次要的特点;狭义的内容是指十月革命事件本身“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的特点。列宁强调，十月革命的国际性，不是在广义上，而是在狭义上讲俄国革命的特点，即俄国革命中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能够成为世界各国模范的内容;在方法论上，列宁批评了两种对待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的错误观点:一个观点是否认十月革命的特殊性，认为十月革命不限于俄国革命的某些特征。列宁指出，这种观点夸大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性，是“极大的错误”;另一种观点是将十月革命局限于俄国革命，否认十月革命的实践和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对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具有模范性。列宁指出，这种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针对这一观点，列宁强调:“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因此，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狭义来说)。”在这里，列宁提出了认识十月革命国际性意义的重要的方法论原理，这就是，要把民族性与国际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辩证的考察，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能够指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列宁把这个原则概括为两点:一点是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另一点是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和在革命胜利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的领导权。在这两点中，前者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形式，即民主集中制，后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国家理论。从提出把十月革命的经验国际化，到提出认识十月革命国际性意义的方法论原理，再到概括十月革命国际性的原理，列宁始终植根于十月革命的俄国经验本身，他坚信，十月革命的国际性不在十月革命之外，而在十月革命之内。十月革命本身孕育了它的国际性。这就启示我们从俄国情况的分析中、从国际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中，去揭示列宁思想的国际性的具体规定性。

从俄国的情况出发，就是把俄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典型，通过层层辨析，揭示其中具有世界历史普遍意义的内容。这一研究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以19世纪的俄国为经验原型来思考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历史规律的问题，并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设想:一个是东方的现代化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一个是俄国革命能否在俄国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这两个问题赋予了19世纪俄国问题世界普遍性的意义，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观点。其实，俄国问题的世界历史意义还远不止于此。俄国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爆发的国内危机，使它成为了研究帝国主义经济的一个范例。列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和回答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俄国问题。在列宁看来，解决俄国问题的答案不应该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性链条上去寻找，而应该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链条的断裂点上去寻找。从这一观点出发，列宁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问题的提问方式和思维向度，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把俄国当作“他者”，从世界历史必然性的思维向度上来思考俄国的未来景象，而是把俄国当作“自我”，从世界历史偶然性的思维向度来思考俄国的未来景象。得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寿命的延长的结论时，列宁却从世界历史偶然性的向度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现象，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结论;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这些都给列宁的思想打上了俄国民族的烙印，使列宁思想的国际性不同于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的国际性。由此可见，列宁思想的国际性并不是来自于俄国的外部环境，而恰恰来自于俄国的内部环境，既来自于俄国当时所具有的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又来自于俄国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列宁的思想就是对俄国情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论概括。

上述分析表明，俄国情况、列宁的俄国立场、俄国观点，是列宁思想中不可删除的内容，如果删除了这些内容，列宁的思想传统、列宁的任何理论，都变得难以理解了，反之，联系俄国的国情，联系列宁的俄国立场、俄国观点来看列宁思想，我们就能够获得了列宁思想国际性的具体的、丰富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可概括为四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第二个层面是帝国主义时代特殊规律;第三个层面是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第四个层面是俄国的革命运动。这四个层面内容相互联系，构成了列宁思想的整体风貌，如果割裂其中任何一个内容，都会导致对列宁思想的片面理解，都会使列宁思想的研究变得僵化起来。

四、如何继承列宁的思想遗产

从列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看，列宁思想中的普遍性原理固然值得重视，但其中的俄国情况的特殊性也是不可忽略的。中国就是在不断地辨识列宁思想的俄国特点中接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继承和发展列宁的思想遗产的。

20世纪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选择十月革命的道路时，并没有把列宁的思想与苏俄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学说区分开来，甚至把列宁思想等同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是，却把列宁思想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区别开来了，并以列宁思想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殊性为尺度，比较列宁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劣，来选择中国道路，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陈独秀在1921年1月于广州公立法政学校的演讲中，比较了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分析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的区分，比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与俄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和国家问题上各自的主张，最后得出结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面上却挂着马格斯派的招牌，而世界上一般心盲的人，也往往拿德国民主党底主张代表马格斯派社会主义，这真是世界上一件不可解的怪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应该采用那一种呢?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外国资本主义底压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可见，陈独秀不是通过普遍性，而是依据俄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各自的特殊性来辨识哪一种理论和道路更适合中国，进而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选择建立俄国革命类型的共产党组织。

如果说陈独秀重视以列宁思想为核心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是为了在实践上选择中国道路，那么，从瞿秋白开始，中国共产党人重视以列宁思想为核心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就不单是为了在实践上选择中国道路，而更是为了创造中国道路的理论。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第一人。他在中国系统地传播和研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区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但他并没有舍去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而是强调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的价值。他认为，由于中国和俄国同属于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都要面对和解决农民问题，都要探讨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道路，所以，不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而且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也对中国人思考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具有不同于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的特点，所以，中国又不能简单地搬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应该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去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特殊问题。这就提出了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上、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对于思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意义的思路。

在中国共产党按照十月革命的城市起义、武装夺取政权的模式发动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的起义相继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研究，于是，结合中国的国情研究列宁的辩证方法，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列宁思想遗产的主要方向。在这个方向上，做出最重大理论贡献的，就是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在总结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所说的调查研究工作，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以英国为经验原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方法。他认为，列宁对俄国情况的分析同样是使用了这种方法。在列宁的认识辩证法中，毛泽东尤其重视列宁强调个别和特殊，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到延安后，毛泽东把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所做的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提升，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指出，中国革命阵营中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性，以为中国革命只需要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现存理论拿来用就可以了，而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是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在理论上，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发挥了列宁的“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阐发了列宁有关一般与个别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发展了列宁辩证法中强调个别、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在毛泽东看来，列宁所说的个别，不是单个存在的事物，而是一个复杂的特殊矛盾系统，他通过阐发矛盾特殊性的多层面内容及其关系，告诉人们如何走向具体、把握具体，解决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化的理论难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思考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问题时，提出要从方法论的高度来理解恩格斯多次阐明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

从井冈山斗争时期讲列宁思想的方法论，到延安时期阐发列宁的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理，再到社会主义时期阐发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认识论原理，毛泽东创造了以实践认识论为核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这个哲学传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列宁思想遗产的深刻认识，这就是，列宁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思想遗产，是他的认识辩证法。这个辩证法的核心思想有三点:第一，强调认识的客观性，强调认识事物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第二，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第三，强调哲学的党性原则，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三点是列宁思想的精髓，是列宁思想遗产中活的东西，因为它给我们的，不是现存的理论，而是分析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告诉我们如何在世界历史的变化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创造新的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就是根据这个方法创造出来的，其中的具体结论或许会过时，但是，这个方法、这个原则是不会过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继承了列宁思想的这个遗产，并把它作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继承列宁思想遗产的这一精髓中，创造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列宁思想遗产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列宁的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水源头，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研究列宁思想的活水源头。只有从这个活水源头出发，中国的列宁思想研究才能走出学院式研究的藩篱，走进中国思想创造的园地，从而走出列宁思想研究冷的困境。

作者：何萍，威斯尼斯人wns579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罗莎·卢森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列宁思想研究会副会长。

原文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