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依其目的和实际效果的不同，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两种不同的意涵：一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二是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两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实际上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两个阶段或两个层次，其中，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建立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础上；只有实现了价值论意义的“走出去”，才算真正实现了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就是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和熟悉中国文化、进而让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或实现中外文化的价值共识。这里所谓的价值共识，主要是指求得价值认异，亦即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同情、包容和尊重中国的价值观念，以便使崛起过程中的中国人的全球性活动和中国人的行事方式得到人们的理解、尊重和支持。要真正使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塑造好中国文化的形象，同时还必须大力加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提升中国文化传播能力。

关键词:

 中国文化走出去；价值观念；价值共识；价值认异；话语体系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并日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越来越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甚至已把它提高了战略的高度来加以强调。那么，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怎样才能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显然，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决非自明的。但是，要真正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首先就必须认真清理、正确理解和明确回答这些问题。故此，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意涵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的通俗表达。在英文中，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有多种不同的含义，如通讯、沟通、交际、交流、交往等，它是一种通过传递信息而分享经验和知识、交流思想和感情的过程。在实际生活中，不同的传播活动是有不同的目的和效果的，因此，人们对传播有各种不同的界定。例如，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有人强调传播的认知意义，认为传播就是信息的传递，而信息则是不确定性的消除；有人强调传播的“对话”和“共享”性质，认为传播是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是变独有为共有的过程；还有人强调传播对受众的影响，认为传播是传播者以语言等媒介影响他人行为的过程。作为一种文化传播，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可以从上述这些不同的方面来加以考察。依目的和实际效果的不同，中国文化走出去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意涵：

一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传播的目的之一是分享经验和知识，如传统手工艺在师徒之间的传承、农业生产经验的世代流传、科学知识在历史上的近传远播，都主要是基于这种目的的传播。在这种性质的传播中，不仅传播的内容主要是经验和知识，而且传播活动本身也是为了增进传播对象或受众的知识。这种性质的传播主要表现为经验和知识由传播者向受众的单向流动，即使其间偶尔也会有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但这种互动类似于那种师徒之间的交流，而并不真正具有 “对话”的性质。而当人们把中国文化走出去定位于分享经验和知识时，它就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认识、了解和熟悉中国文化。我们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讲授中国语言文化，把中国的各种文化产品翻译为他国文字，派遣各类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出国访问和交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外国人介绍中医和中国人的饮食、武术、民间工艺等等，就是在推动这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例如，有人在总结孔子学院过去15年的发展成就时指出：除了传统的汉语教学外，“孔子学院还开设了中医、武术、书法、中国民族舞蹈、商务等特色课程，有针对性地传播汉语知识，提高了汉语的使用率和实用性。”有人在全面考察在美国开创的孔子学院的情况以后总结说，美国各地孔子学院开设的课程以语言类为主，综合型孔子学院也开设一些文化类课程，如中国茶文化、中国太极、汉字书写与汉字文化以及中国的烹饪、音乐、舞蹈、戏曲、太极、剪纸、绘画、旅游等等。显然，所有这些活动都旨在增加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见识。总之，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目的是为了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和熟悉中国文化，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由不知到知、由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

二是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传播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交流思想和感情、形成某种共识。很多传播学家都非常强调要通过传播而实现人们对思想观念的共享，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皮尔士甚至认为传播就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在这种性质的传播中，人们的思想交流、观念分享和心灵沟通，其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关于“是什么”、“怎么样”等问题的知识层面，已然进到了关于“应如何”问题的价值判断层面。而且，即使其中伴有知识性内容，它也是为推送和说服受众接受这种价值判断服务的。而当人们这样来理解中国文化走出去时，它就是一种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往，使世界各国的人们同情地理解和欣然地接纳中国文化。众所周知，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各种文化的价值观念都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其中，居于顶端的是各种价值理想，居于底层的是人们的价值心理，而居于中间层次的则是用以规范和制导人们的社会活动的各种价值规范，表现为法律规定、道德准则、宗教戒律、风俗习惯等。这样一些价值观念，是文化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的内在禀赋和灵魂，也是文化的根本性质的决定因素以及一种文化区别于他种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们通常说世界上有几大文化圈，如西方文化圈、东亚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东欧文化圈等，这些文化圈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就是人们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尽管不同的亚文化之间的区别也主要表现在价值观念上，但它们之所以被归类为同一个文化圈，还是因为它们分享着许多相同的价值观念、在价值观念上具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特点。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实质上是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交往，文化的冲突本质上是价值观念的冲突，拒斥一种文化就是拒斥它的价值观念；同样地，理解和接纳一种文化，关键就在于理解和接纳它的价值观念。概言之，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目的在于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

上述两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内在相关的，它们实际上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两个阶段或两个层次，其中，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建立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础上。这是因为，从人类认识的一般秩序看，人们只有首先明确了“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即对事物有了基本的认识、获得了关于事物的一定知识后，才能回答“应如何”的问题、形成一定的价值判断或决定是否接受某种价值观念。同样，在文化传播中，也只有首先让人们了解和熟悉一种文化，才可能使他们理解和接纳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当今世界上，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某些外国人对中国所知甚少，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也相当片面和负面，有的人甚至仍停留在中国男人还拖着长辫子、女人还裹着小脚的印象上。在这种对中国文化没有真切的了解和认识的情况下，要想使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实现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并不必然会带来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是因为，人们了解和熟悉一种文化，并不一定会理解和接纳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当一种文化已经成为历史的陈渣时，即使有人花大力气传播它，人们也不可能理解和接纳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有人认为，文化有差异，但并没有高低之分。这种观点根本否定了文化的历史进步性。事实上，文化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封建文化显然是落后的、腐朽的。而如果有人试图在当今世界上去传播这种落后的、腐朽的文化，那么，那些不识时务的传播者即使能让人们对这种文化耳熟能详，它也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另一方面，当一种文化本质上具有逆历史潮流、违背人类良知甚至反人类性质时，即使它能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它终究会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具有正义感的人们所批判和唾弃。例如，法西斯主义文化、恐怖主义文化在当今世界上已经广为人知，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理解和接纳这类文化的价值观念。当然，所以这些，都仅仅说明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并非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充分条件，它并不否定前者是后者的绝对必要条件。

综观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一些国家的文化成功地走出去，莫不是从认识论意义上的“走出去”进到价值论意义上的“走出去”，最后使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这些国家的文化，特别是它的价值观念。反过来说，也只有实现了价值论意义的“走出去”，一种文化才算真正实现了“走出去”。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概莫能外。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

为什么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是我们讨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时必须回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明确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而且也是我们思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径的基本前提。

按照上述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两种意涵的分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就是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和熟悉中国文化、进而让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但是，作为对于为什么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或者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是什么问题的回答，这样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地把握“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的含义。

所谓理解和接纳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念，就是实现不同文化的价值共识。作为文化交往的结果，价值共识是指人们在了解和熟悉交往对方的文化的基础上在价值观念上达成的某种协调、一致的意见。关于价值共识，学术界有这样一些经常出现并广泛流行的误解：一是把价值共识混同于价值本身。例如，有人在谈论共同价值时认为，“‘共同价值’（common value）也可译为共有的价值，从词义上看，它是一个包含特定时间空间概念的词组，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一定问题上的价值共识。” 其实，共同价值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属于主客体之间的客观的价值关系层面上的东西，而价值共识则属于思想观念层面的东西，二者之间是主观与客观、观念与现实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二是把价值共识误认为是一种价值观念。例如，有人认为，“价值共识不是脱离各个民族的价值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共相，而是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的对某些基本价值的认可。” “人类的道德自觉,尤其是世界范围内的被认可的道德规范,是一种道德价值共识。”在这里，无论是认为价值共识是对价值的认可，还是认为被广泛认同的道德规范是一种价值共识，都把价值共识视为价值观念。然而，价值共识本身并不是价值观念而是一种知识性的东西即共同的、一致的认识，只不过这种共同的、一致的认识能够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其原因在于：如果把价值共识误认为是一种价值观念，就会得出价值共识必然形成共同价值观念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文中看得很清楚。三是把价值共识归结为价值认同。例如，有人明确说：“价值共识就是对不同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积极合理因素的某种认同”；“价值共识，特指在当前中国多元化的背景下，个体或者群体在承认社会现存差异的前提下努力消解或弥合分歧和差异，从而形成对根本性或基本性原则的认同。”虽然把价值共识归结为价值认同的观点目前在学界相当盛行，但它不过是以偏概全，并且与上述把价值共识误认为价值观念是互为因果的。

实际上，文化交往中的价值共识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价值认同，即一种文化中的人们赞同、认可另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并把它接受为自己的价值观念。在这里，人们赞同、认可另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念，是基于对该种文化的熟悉和了解实现的，它本身属于一种认识结果，但这种认识最终导致了价值观念的变化，即把该种文化的价值观念接受为自己的价值观念。价值认同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如自觉认同、强制认同、引诱认同等等。而无论是采取哪种具体形式，价值认同可以是放弃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并转而接受交往对方的、原来与自己的价值观念根本对立的价值观念，可以是用交往对方的价值观念填补自己价值的某些空白，也可以是对交往对方与自己相同的价值观念产生某种共鸣、从而进一步强化自己原来的价值观念。二是价值认异，即人们在了解和熟悉一种文化后，虽然并不认可、赞同和接受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但基于相互之间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势的差异能够理解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产生和存在的理由或根据，承认它的合理性，并由此尊重它。价值认异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它可以表现为人们对自己所反对的价值观念的包容，可以表现为人们对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的体谅，也可以表现为对其他文化价值观念的特异性的尊重。价值共识具有价值认同和价值认异两种基本形式，意味着价值共识并不一定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如果说价值认同重在“求同”，其结果是人们通过文化交往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那么，价值认异则重在“存异”，它不仅不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反而是对各种不同价值观念存在的合理性的确认。但是，作为价值共识的两种基本形式，价值认同和价值认异都意味着人们在价值观念上达成了某种协调、一致的意见，只不过前者是指人们在价值观念的“求同”上达成了协调、一致的意见，而后者则是人们在价值观念的“存异”上达成了协调、一致的意见。实际上，在不同文化交往中，价值认异是更为重要、也更为常见的一种价值共识。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在人们每日每时都在进行全球性的文化交往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价值认异才能有效地化解各种文化冲突和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在世界文化史上，西方文化是以往唯一成功地实现了走出去的文化。近代以来，西方资本向海外的扩张，迫切需要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传播为其鸣锣开道，最初由西方资本扩张推动的全球化也自然而然地伴随着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全球性扩散。西方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就是为西方资本和商品的全球自由流动扫清思想观念上的障碍。显然，西方文化走出去的这样一种目的只能通过人们对西方文化的价值认同来实现。然而，西方文化毕竟是一种与西方历史和西方人的生活条件相联系的文化，西方价值观念毕竟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要使其为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所自觉认同是相当困难的。也正因如此，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走出去的过程，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以各种强制的或引诱的方式使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认同西方价值观念的过程。其中，强制认同主要表现为近代的殖民主义运动和20世纪的市场化运动。近代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运动，是以坚船利炮征服非西方国家为基础向非西方国家输入西方文化、强制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认同西方价值观念的过程；在20世纪，非西方国家被这样那样地纳入市场化轨道，也意味着把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强行地纳入西方价值观念的怀抱，因为支配这个无所不包的市场的规则是由西方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单独制定的，它们处处都浸染着西方价值观念，甚至它们本身就是西方价值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更加重视对非西方国家人们的引诱认同，即通过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的思想渗透，诱使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认同西方价值观念，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它们在世界各地策动的“颜色革命”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通过强制或引诱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认同西方价值观念来实现的西方文化走出去，具有显而易见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和价值观扩张的性质，它在各国民族主义普遍觉醒、尤其是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当代世界已经引发了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成为当今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

如上所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是要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实现中外文化的价值共识。显然，这里所说的让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或实现中外文化的价值共识，不是或主要不是谋求价值认同。一方面，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交往中的价值认同应该是对反映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价值观念的认同，也只有反映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价值观念才能真正为全球化所促成的全球性社会奠置思想基础，而对任何特定民族文化和特殊价值观念的认同不仅不能适应全球化和全球性社会的需要，而且最终必然会像上述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全球扩张那样加剧不同文化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中国崛起的内在要求，而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和平崛起，中国文化走出去既没有内在冲动也没有外在保障像西方文化走出去那样谋求文化殖民和价值观念的普遍化扩张。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让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或实现中外文化的价值共识，主要是为了求得价值认异，也就是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同情、包容和尊重中国的价值观念，以便使崛起过程中的中国人的全球性活动和中国人的行事方式得到人们的理解、尊重和支持。在近年来的国际舆论中，“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一些西方政客逢中必反且还很有市场，固然是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所使然，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不能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这也说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亦即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认异还远未实现。

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径

所谓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径，也就是怎样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是我们讨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时必须面对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们辨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意涵、考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都是为了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要真正使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着重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塑造好中国文化的形象。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化走出去问题时，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是指什么？作为中国文化的内核的中国的价值观念又是什么？有人认为，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这显然是很成问题的。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的演化，形成了一幅众多流别争芳斗艳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即使是其中最主要的流派即儒释道诸家的价值观念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就生态价值观念而言，儒家主张敬畏天命、“制天命而用之”，道家强调弃绝贪欲、遵从自然，佛家认为“众生悉有佛性”并把不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看似都奉持“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义理实则南辕北辙。如果认为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那么，该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哪家哪派的学说及其价值观念为准？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其中还杂糅着许许多多的封建糟粕、甚至奴隶制的思想残余，因而就其整体和现成形式而言是不堪其用的。在谈到文化自信时，有人把文化自信的根据仅仅建立在中国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这样的文化自信是非常盲目的。宋朝丞相赵普曾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今天有的国学大师甚至断言，“其实用不着半部《论语》，有几句话就能治天下”。其实，没有《论语》照样也可以治天下。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所谓的“治天下”到底是善治还是滥治。如果说半部《论语》或《论语》中的几句话就能把天下治理好，而且治理得比没有《论语》的国家更好，那么，中国一定会远远早于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所以，这类半部《论语》或《论语》中的几句话“治天下”的文化自信所折射的不过是一种夜郎自大的心态。这样一种无根的盲目自信是无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如果我们真的基于这种自信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最多也只能实现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因为要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的人们理解和接纳本质上属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从而实现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根本难以想象的事情。再次，如果把中国文化走出去理解为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那么，即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对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表示理解和尊重，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实现了价值论意义上的“走出去”，因为这种文化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文化，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并不是当代中国人所真正秉持的价值观念。

我们要推动其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只能是当代中国文化，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只有这种文化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形象，也只有对这种文化我们才有理由寄寓充分自信。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区别于任何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而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伟大的认识工具”；同时，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宗旨，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因此，马克思主义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也正因如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文化是一种科学的大众的、具有无限开放性并因而能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也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整体和现成形式而言在今天已不堪其用，但其中有很多珍品，特别是其在漫长演进中沉淀下来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革故鼎新的发展观、刚健有为的人生观、知行合一的实践和认识理论、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集中地体现着传统社会里中国人的生命体验和独特智慧，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正是在利用这些宝贵思想资源的过程中，当代中国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发扬光大，也使自身的民族特色不断增强。不过，当代中国文化仍然有待我们大力地加以建设，不仅必须不断推进作为当代中国文化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而且必须在新的时代条件大力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的吸收和消化，还必须努力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使党的十八大阐述的“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内化为全体中国人的自觉追求，由此从内到外塑造好中国文化的形象。

第二，大力加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提升中国文化传播能力。中国文化走出去即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的实现情况，首先取决于中国文化的形象，但也取决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能力。文化传播能力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重要表现，而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作为一种软实力，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播能力是建立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硬实力的基础上的，但也深受其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状况的影响。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够走出去，除了其具有强大的硬实力以外，也由于其注重软实力建设，在国际上形成了长期的话语霸权。一方面，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术文化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长期占统治地位，其学术话语体系俨然成为言说一切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准则和进入国际主流学术圈的“入门券”。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立场炮制了种种关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神话，并借助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把控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例如，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经常把西式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宣称为“普世价值”，由此假装自己站在道义的高地上，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态指手画脚，其实质是借助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体系输出西方价值观。而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相比，我们的话语体系建设严重滞后。这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上分科研究的道路是受西学东渐的影响所致。正是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概念、命题、理论、方法先后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也相应地被植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它虽然也曾促进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但也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处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冯友兰先生概述过两种不同的治学方法，即“照着讲”和“接着讲”，其中，“照着讲”即前人怎么讲就怎么讲，它是哲学史的研究方法；而“接着讲”则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发展，它是哲学创新的方法。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照着讲”和“接着讲”，也可以用来描述以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势，就是说，从总体上看，以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一直就是依循西方学术传统而“照着讲”和“接着讲”。所不同的是，作为研习中国传统哲学的两种方法，“照着讲”和“接着讲”属于冯友兰先生的方法论自觉和方法创新；而作为以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势，“照着讲”和“接着讲”则标示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上的不自觉和不自主，因为无论是“照着”西方学术传统讲还是“接着”西方学术传统讲，实际上都是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兜圈子，都是以洋为上、挟洋自重的表现。在今日中国学术界，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郑永年教授曾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脑了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正是由于话语体系建设的滞后，所以，“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多方面着手，其中特别要把握以下三个基本点：首先，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必须注意“顶天”，即要有高站位。话语体系是由一定的概念、范畴、命题等构成的有机系统。但是，话语体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表达问题，它不仅有一个“如何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说什么”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话语背后的力量是思想、是道。话语体系实际上是以抽象的概念运动反映现实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关系，并由此体现出一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因此，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不能仅停留在语言符号体系重构的表层，最为关键的是要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其次，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也必须注意“立地”，即要立足中国实际。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从本质上说，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就必须适应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我们只有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聚焦中国道路，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升华中国智慧，“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话语体系，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再次，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还必须正确对待古今中西的各种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反映的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体现的是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并不能搬用于当代中国。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概念、范畴、命题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但即使如此，也需要对它们加以创造性的转换，就像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改造那样。同样，西方话语体系在整体上既不适合于研究中国问题，也不能适应传播中国文化的需要。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某些要素凝结着人类共同的经验和知识、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理想追求，能够成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借鉴，但这些要素亦需要我们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改造。总之，要提升中国文化的传播能力，我们既不能讲“古话”也不能讲“洋话”，而必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构建融通古今中西各种思想资源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正如前述，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两个不同层次。从总体上看，在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目前人们所做的大多属于认识论意义、第一个层次上的“走出去”的工作。虽然这类工作也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层次需要提升，与中国制造需要升级的情况是很相似的。只有在大力加强中国文化建设、塑造好中国文化的形象的同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不断增强中国文化传播能力，我们才能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层次，从认识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跃迁到价值论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真正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从而真正实现中外文化的价值共识。

作者简介：汪信砚，男，威斯尼斯人wns579、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原文载于《江淮论坛》2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