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百年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史可以扼要地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前50年为“初兴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沉寂时期”;改革开放后为“复兴时期”。从语言上看，现代汉语中的政治哲学译名源于日译著作，于20世纪初在汉语学界出现，但作为具有独立学术、学科意义的政治哲学，则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步确立。从观念上看，初兴时期以“政治理想”为关键词来定义政治哲学，复兴时期则以“权力、价值、规范、正当”等一组关键词来解读政治哲学。现代汉语的政治哲学观念大体上通过三种进路形成并展开：内在性进路、外在性进路和历史性进路。从学术形态上看，早期政治哲学较弱的学科意识，及其语言和观念形成的复杂历程，造就了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中“以政治思想史撰写政治哲学史”的学术传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亦逐步变成显学。梳理百年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对于当前中国政治哲学学科的发展，或许可以提供学术史支持。

【关键词】现代汉语;政治哲学;政治理想;权力-价值;政治哲学思想史;

作者简介：吴根友，威斯尼斯人wns579教授，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国家级高层次人才；研究方向为明清哲学、先秦道家、中国政治哲学、比较哲学；汪日宣，威斯尼斯人wns579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3年02期

一、现代汉语中“政治哲学”术语的确立与译著的出现

鸦片战争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历史洪流冲进中国，迅速进入中国的学术领域。辛亥革命之前，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近代国人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学习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西译”时期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和译”时期。“西译”时期以欧美传教士译述的“西政”书籍为主。这类书籍集中在西方政治之“器”与“术”的层面，以政教风俗、富国强兵等为主要内容，有助于部分中国士人开眼看世界。但是“西译”政书“凌杂不合”,并未切中西方政治之道，故而引起了中国士人自主译书和再寻他途的强烈愿望1。午战争的失败，愈发加剧了中国士人对“西译”政书的不满，使晚清士人迅速形成了“欲学西洋，先学东洋”的共识。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早期留日学生组成的翻译团体，很快成为了“和译”时期的翻译主力。从日本学界系统地转译“和译”西方政治书籍和日本学者的著作，成为近代中国学人在一段时期内学习西方政治文明的主要手段和“方便法门”。因此，早期现代汉语中有关政治哲学的学术术语深受日本现代学术的影响。众多“和译”西学的名词和术语经由“汉日转译”以及“和语汉读”后进入中国，成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30多年里现代汉语学术的普遍语言现象。像中国古已有之的“革命”、“共和”等旧词，真正变成一个具有现代政治哲学意义的新词，其实都经过了一个“汉日转译”的过程2。

(一)政治哲学的译名溯源

从现代汉语词汇的角度来看，“政治哲学”一词的译名发源于日本。“政治”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固有的词汇，且一直沿用至今3。近代著作中第一个使用“政治”一词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1842),此后是徐继畬的《瀛环志略》(1848)。香港第一份期刊《遐迩贯珍》(1853)多次使用“政治”一词讨论英国和美国政治制度4。东亚最具影响力的《申报》自1872年创刊就频繁使用“政治”一词议论政事5。尽管“政治”一词在“西译”时期较为流行，但似乎并没有被英汉字典编撰者所看中。在“西译”时期广泛流行的英汉字典中，“politics”被翻译为“政”、“公”、“国政”、“政事”等，却从未被译为“政治”6。汉语中的“政治”一词在英文文献中被译为“political institutions、administration”7以及“administration government、art of government”8等。将“politics/political”译定为“政治(学/的 )”是“和译”译法。随着留日学生和团体的增多以及“和译”书籍传入中国，现代汉语学界的“政治”观念与日本学术学科体系的“政治(学)”概念发生交融，并很快为中国学人所接受。与politics的译名情况类似，“西译”时期，“philosophy”也曾有“理学”、“智学”、“性理学”、“格致学”、“格物穷理之学”、“格物总论”等译名9。直到“和译”名词的传入，为语境、意义纷繁混乱的中译名使用带来了更为凝练和精准的方案推荐。“哲学”的译名最早由日本学者西周助于1870年所创，经过井上哲次郎所编《哲学字汇》(1880)的助力，被日本学界普遍习用，后经黄遵宪(1895)、梁启超(1898—1905)、蔡元培(1901)等人的引用和推广渐为中国学界普遍接受10。至此，philosophy的“哲学”译名在汉语学界固定下来。不过，与“政治”一词不同，“哲学”(philosophy)的译名虽源于中国古典典籍，但作为一门学问的命名，是纯由日本学者翻译西文的结果。

事实上，在当时的日本学界，“political philosophy”的译法也不止一种。在1884年《哲学字彙(改訂增補)》中，“philosophy”被译定为“哲学”;“science”被译定为“理学”、“科学”;“politics”被译定为“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与“political philosophy”皆被译为“政理学”11。这一方面表明，在日本现代学术学科划分的意识中，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统属于政治学，两者都是关于政治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表明，“political philosophy”在日本的早期译名也不是很固定。在同时代其他日本学者的著作，如山田一郎的《政治原论》(1884)、土居言太郎翻译的《政治哲学论集》(1884)、三上孝太郎的《新政谈：政治哲学》(1884)等书中，“political philosophy”则被翻译成“政治哲学”。

由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现代汉语中的“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的译名，最早皆由日本学者译定，并且至迟于19世纪80年代定型。此后，在“和译”时期，经由中国学人(其中包括留学生、晚清士人、先进知识分子)的使用和译介传入中国。

(二)政治哲学的译介

通过中日思想交流以及成系统的“和译”书籍，西方政治学(包括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以及一系列的“和译”学术术语从日本传入中国，促成了现代汉语学界“哲学”、“政治学”、“政治科学”、“政治哲学”等观念的初步形成12。从具体的传播来看，当时的“和译”书籍主要有三种传播途径：一是报纸，二是留日学生组成的翻译团体的译书与译文，三是国内的译书馆和私人的译书、著书。

在报纸中，以《清议报》、《新民丛报》最具代表性。这两份报纸可以说是当时中日思想交流的前沿阵地。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日本，于1898年创立《清议报》,在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同时，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进步学说和中日学者论说。1901年12月停刊后，梁启超等人又于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立《新民丛报》,希望“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德育之本原”以“维新吾民”。该报于1907年停刊。两份报纸有力地传播了西方政治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政治学的译名和学术概念亦由此进一步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13。然而，两份报纸中均未出现“政治哲学”的译名和学术概念，而是以“政治学案”、“政治学学理”、“政治学说”、“政治思想”等指称和概念来介绍西方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传统。

留日学生组成的翻译团体是“和译”时期的中坚力量14。其中1900年成立的“译书汇编社”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翻译团体，也是“和译”时期最重要的翻译团体15。他们翻译的书籍被认为是“最早向中国系统介绍西方政治学和法学的著作”16。“政治哲学”的先行译名，正是通过《译书汇编》刊载的政治类书籍首次传入中国。1901年《译书汇编》(第二期)翻译并刊发英国学者斯宾塞尔所著的《政法哲学》(第一、二卷),此译本可以说是现代汉语学界第一部关于“政治哲学”的译著。“今此书就社会之现势，研求政治之原理而欲辨明其利害之所在。故不可偏于好恶，僻于爱憎，而妄为判断”17。从内容上来看，该书所采取的“价值中立”态度及其探求之原理实际上更接近政治科学。这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西方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纠缠。晚清民国时期的学术分科中，西方政治学常常被归入到法学门类之中，“政法”、“法政”皆是当时的常用概念。在内涵上，“政法”和“法政”都“包括了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社会学，而非仅限法律学”18。现代汉语著作中，第一次出现“政治哲学”名词的著作是《泰西学案》,该书于1904年由王阑编著。该书在内容上分为哲理学案、教育学案、政治法律学案、经济学案四个部分，并使用了“法律政治哲学”的概念19。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说，“法政哲学”或“政法哲学”是“政治哲学”的先行概念。此后，随着中日学术思想交流的深入以及翻译的精确和学科分化的推进，政治也就从政法和法政的概念中独立出来了。

国内的译书馆和译书期刊在翻译“和译”书籍的同时，也直接翻译西方著作。现代汉语学界第一次明确出现“政治哲学”一词是在1903年由冯自由翻译的《政治学》之中。在译凡例中，冯自由写明：该书“德名‘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英名‘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中土政治学尚属幼稚，名无一定，今不揣冒昧，假定新名，其意义微妙者，则参以子注，或下加西字原名”20。著者认为，政治学可分为国内政治学(又名国法学)和国外政治学(又名国际法)两种，而贯通这两者的学问叫作“普通政治学”。普通政治学研究国家之性质、起源、沿革、形体及通行于国家法和国际法之公现象，分为普通政治历史及统计学、普通政治理论、政治道德学。其中“普通政治理论”又名“政治哲学”——据历史统计所辑过去现在之事实，而以一定的理论熔铸之以凝成学理21。由此可见，在学科分类上“政治哲学”一度是政治(科)学的一部分。该书不仅是现代汉语学界第一次明确译出“政治哲学”概念的著作，也是第一次大致界定了政治哲学基本内涵及其与政治学之间相互关系的译著。

就目前发掘的文献材料可见，“政治哲学”的译名或概念，最早于20世纪初就在现代汉语学界出现了。尽管无法明确“政治哲学”最先是通过何种方式进入中国的，但大体可以断言，它与日本学术、日译学术术语有着直接的渊源。20世纪初，中国学人关于“政治哲学”的语言、概念多来自于当时西方和日本的“政治学”的相关书籍，“政治哲学”多被视为“政治学”的一部分。这是现代汉语学术中“政治哲学”的初始状态。

二、现代汉语学术中“政治哲学”的观念发展

自20世纪初“政治哲学”进入现代汉语学界以来，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是20世纪前50年，中国政治哲学的“初兴时期”(或称“民国时期”22)。由于近代救亡图强的历史境遇与西学东渐的浪潮，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勃兴的历程。第二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政治哲学学科与学术研究进入了“沉寂时期”。第三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政治哲学进入“复兴时期”(或“改革开放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传入激发了中国学术界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情。

综观百年中国政治哲学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既与社会政治现实提供的历史境遇密切相关，也与西方政治哲学提供的思想资源密切相关。现当代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与政治哲学相关的问题，如法治、正义、公平、女性、家庭等，都与西方政治哲学密切相关。而欧美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这些问题作了大量的讨论，并出版了众多学术著作，发表了众多期刊文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与欧美社会建立起了广泛的学术联系，激发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热情。近百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在学术上一方面向欧美学术界学习，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尝试建构适合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的政治哲学理论与政治哲学话语体系。百年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始终有一条由暗到明的线索，即中国学人结合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与社会实践，对“何为政治哲学”这一问题尝试给出中国人的回答。

(一)初兴时期的中国政治哲学

尽管政治哲学的译名与概念在20世纪初就已经进入汉语学界，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才正式兴起。在此之前，中国学人主要是在欧美政治学的框架下来理解政治哲学23。政治学占据了主导地位，政治哲学被裹挟在政治学之中而从未真正确立起来。

中国政治哲学兴起的标志性事件是1919年杜威访华24。杜威访华期间发表了名为《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演讲，系统论述了政治哲学起源、功用等问题。他的演讲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被广泛传播，开启了现代汉语学界关于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1919年高一涵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以“政治哲学”命名的期刊文章——《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其后又发表了《老子的政治哲学》25;1922年陈顾远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以“政治哲学”为题的著作——《墨子的政治哲学》26。此后，关于中国政治哲学的著作和期刊论文迅速增多。政治哲学在汉语学界开始脱离政治学的框架，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术研究领域。

政治哲学的兴起，遇到的第一个理论问题就是“何为政治哲学”?杜威访华的同一年(1919),罗素的《政治理想》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27。这部译著对现代汉语学界理解“何为政治哲学”的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1925年，陈训恕提出，政治哲学的本质就是政治理想28。1929年，刘麟生出版《中国政治理想》一书，整理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29。同年，日本学者五来欣造《政治哲学》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说明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理想的关系。五来欣造认为：“所谓政治哲学就以政治理想为研究对象，求得其统一的原理和原则。”30他批评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决定说”,并借用“观念动力说”的理论，论证了政治理想观念对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为政治哲学的历史效应作出辩护。张君劢指出，20世纪以来欧美政治哲学的研究从制度研究转变为理想研究31。受欧美政治哲学思想的影响，将“政治哲学”视为关于“政治理想”的学问，就成为了民国时期中国学人一种较为普遍的观念。由此可见罗素汉语版的《政治理想》一书对于当时中国学界的影响力。

持相同观点的代表性学者还有黄开山、邹敬芳、李剑农、杨玉清、顾惕生、冯友兰、孟芸桥、杨幼炯等人。黄开山认为，“政治学分为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两大类，从自然主义及不附加价值的研究，以期体系的发见其大致的真确，则为政治科学；反之，富有价值的研究，以明白其意义探求其实证及指导原理或从而批评，则为政治哲学”32。邹敬芳认为，“政治学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相结合，便构成所谓的政治哲学。因此，政治哲学是研究政治理想的学问，决不能含有经验科学的分子在中间。……将实在当作价值或理想的方案，即是哲学的方法；科学则务必要将实在来研究考察”33。政治哲学实则是政治上的价值判断，即认定政治价值或理想方案李剑农将政治学分为四类，其中“纯理的政治学”即政治哲学及其历史，“研究国家存在的理由；国权的由来；人民何以应该服从国权；国家的组织及国权的寄托，应该如何方为合理：总而言之就是要找出一个理想完美的国家来”34。杨玉清认为，政治思想是理想，是时代的产物，而政治哲学则是政治思想的系统叙述35。顾惕生基于中国文化的语境，从传统训诂学的角度，分别训释了中国、政治、哲学三个词语的含义。他指出，“中国政治哲学者，中国政治理想之学也”,并认为无论是政治还是哲学(理想),“皆是从事实曲折和经验强行中得来”36。孟芸桥认为，必须把“事实”与“应当”分得清楚，即事实的真实情形如何(what it is)和我们应当如何行为或应当做些什么(what it ought to be)。他认为，“政治理论主要研究人类应当做些什么政治活动；换言之，就是为什么要有国家与政治，政府的当局应当做些什么，人民为什么应当服从国家，在什么限制之内应当服从”。因此，政治理论包括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立法原理三个部分37。杨幼炯认为，“凡一种政治哲学乃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历史学说的关系以及思想家的人物个性三个原因所形成”38。“在其未经革命而得到承认的时候，固然只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但是这种理想一经革命获得实行以后，就变成了建国的天经地义”39。

鉴于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我们将他对于政治哲学的论述单独作为一段予以介绍。冯友兰认为，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理想(纯形式)的知识说明。他说：“某种政治社会哲学即所以说明某种实际的政治或社会之纯形式。某种实际的政治或社会之存在，亦必依某种政治或社会哲学为其理论的根据。二者‘相依为命’,有不可分之关系。……然人之所以有说明某种纯形式之政治社会哲学，则因事实上某种政治或社会之将出现或已出现。因此之故，理想与实际，不能分为两橛。所谓理想者，即人对于纯形式之知识也。”40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难以被完全实践，所以政治理想在表现上是形式的而非实质的。政治哲学对政治理想(纯形式)知识的说明分为两种：其一是对于当前政治现实的理论性说明，目的是为当前政治形式的合理性和价值提供理论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其二是对于即将或已将到来的新政治形式的理论性描述，其目的是为即将出现的政治形态作理论性的先导性论证，宛如天明前之雄鸡一唱。因此，在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关系上，他认为政治哲学起源于政治现实，政治现实依赖于政治哲学的论证，两者相依为命。但就践行程度而言，他又认为，“古今所有的实际的政治，若以其所依之理论，即以其纯形式，严格绳之，都可说是假。……要说到不假，古今所有的实际的政治，大都能于相当程度内，使人或一部分人，相信他真能代表他所依之理论，他的纯形式。就此方面而言，则又可谓为不假”41。对于政治哲学的历史性效用问题，冯友兰则认为，新的社会政治诞生于旧的社会政治的母体，但并非政治哲学之空谈所能推动，他既强调政治哲学对社会政治现实的能动反映，却又否认其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推动作用42。这一观点与我们所看到社会现实颇为不符。

简而言之，“政治理想”是理解民国时期现代汉语中“政治哲学”的关键概念。虽然并非所有学者都如此认为，比如乔诚认为，政治哲学是“个人或集团或一地区的民族，对于此力(诸种有形无形的集团势力及个人意志之力之均衡形式的力)的均衡形势之想望及其究竟意义的判断”43。但是就宏观来看，将政治哲学理解为关于政治理想或价值的学问，乃是这一时期汉语学界的主流观念。以往极少有学者关注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哲学的实际发展状态，即使有，也是评判性的。如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上半叶梁启超、顾惕生、杨玉清、马毅、冯友兰、陈天启等著名思想家曾展开过有关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但这种研究不具有学科与方法论的意义”44。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学者不仅从学科上，而且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探讨了政治哲学的缘起、本质、内容、边界、社会政治历史效用等诸多内容，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边界具有清晰明确的认识。尽管这一时期的早期阶段常常出现政治思想、政治学说与政治哲学等概念之间混用的现象，但上述作者所给出的较低的评价，无疑是不恰当的。平实地说，将民国时期看作是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大体上没有什么不妥。那个时期的众多译著，以及中国学者的众多论述，为我们今天继续讨论“何为政治哲学”的问题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迪。

(二)复兴时期的中国政治哲学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巨大转型与思想解放历程，铺就了当代汉语政治哲学复兴的土壤，西方当代政治哲学的传入则为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生长提供了新鲜养料。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和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进入中国，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21世纪之后，为当代汉语学界的政治哲学研究才真正兴起45。这使得“何为政治哲学”再次成为了关键问题。1985年，詹姆斯·A·古尔德等编辑的《现代政治思想》一书翻译出版，为现代汉语学界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提供了最早的西方理论参照系。同年，柯千发表《罗尔斯〈正义论〉略评》一文，将罗尔斯的“正义论”思想带到了中国学界。1987年，万斌发表《略论政治哲学》一文，使之成为“复兴时期”第一篇直接探讨“何为政治哲学”问题的文章。此后，关于“何为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逐渐热闹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学界关于“何为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众说纷纭，但也初步形成了一些共识，如学界比较普遍地承认“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的价值和规范性的研究。在众多研究当中，逐渐形成了关于“政治哲学”讨论的三种进路，虽然这三种进路的雏形在民国时期就已经萌现，但直到当代才真正具有了相对稳定的内容。第一种是内在性进路，即通过对“政治”与“哲学”内涵的厘定及其相互关系的辨证，来理解和规定政治哲学，其特点是从政治哲学的内在张力中确定其自身的含义以及学科属性；第二种是外在性进路，即通过政治哲学与其他亲缘性学科之间的异同分析和划界，来理解政治哲学，其特点是在政治哲学与其他亲缘性学科之间的张力中确定自身，随着政治哲学的发展与扩大，外在性论证所要处理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多样；第三种是历史性的进路，即主要通过对政治哲学史，尤其是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史的梳理，获得关于政治哲学的历史性理解，其模式是以“伦理学的分野”(道德与权力)和“知识的分野”(科学与哲学)为关键，来说明政治学(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分野。

无论是内在性的进路，还是外在性的进路，它们都渗透着某种历史性的内容。离开了历史，关于政治哲学的各种理解与分析都无法现实地展开。因为，理解政治哲学的每个话题和角度，都是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生成和展开的。在这一意义上，对政治哲学的理解就是对政治哲学发展史的理解。而在政治哲学发展史中，最值得关注的，首先是政治与道德的伦理分野，接着是科学与哲学的知识分野。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第一次将政治与道德相分离，使得政治的运作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权力运作行为。此后的启蒙运动与自然科学的勃兴，又带来了科学与哲学的分离。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康德关于自然与自由的区分、韦伯的“价值中立”以及孔德的实证主义等新理论的出现，一步步地建立起了自然主义的科学思维，并在人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里让这一谱系的学术思想在现代人类的认识领域里取得了主导地位，进而也促成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分野。在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研究的领域，理解政治哲学的历史进路，始终都绕不过上述两个环节。因此，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史所形成的关于“政治哲学”发展的三阶段形态，即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的西方政治哲学，以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为代表的近现代的西方政治哲学，以及以罗尔斯等人为代表的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对于思考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史的参考意义。

三种进路在实际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合力形塑了现代汉语学界的政治哲学观念。在三种进路中，内在性进路往往偏重于定义何谓政治哲学，而外在性进路与历史性进路则偏重于澄清与呈现政治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差异。在历史性的进路中，对于政治哲学展开历史的过程描述大体上是确定的，尽管细节上也会出现一些因人而异的不同，但归根到底，这一谱系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于呈现政治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是在理论上定义何谓政治哲学。在外在性的进路中，区分政治哲学与亲缘学科的差异、阐明政治哲学与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成为这一谱系研究者的工作重点。只有在内在性的进路中，对“政治-哲学”的理解才真正影响并决定了“政治哲学”的学科内涵与特质。因此，从整体上看，三种进路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融贯；但从差异性上来看，对于“何为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历史性进路是基础，外在性进路是辅助，内在性进路才是核心与关键。限于篇幅，本文仅对从内在性的进路探讨何为政治哲学的代表性学者及其主要观点进行扼要阐述。

王岩从政治与哲学的辩证关系入手，强调“哲学离不开政治，政治依赖着哲学，哲学向政治的渗透”,主张“所谓政治哲学，是指在严密的哲学世界观指导下所产生的政治理论体系，是关于人类政治和政治实践活动的最一般规律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论体系，是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在哲学理论指导下，研究政治现象的本质，揭示政治现象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就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本质特征”46。侯才认为政治哲学有两种定义：“一是用哲学的方式来研究和处理政治问题，一是用政治的方式来研究和处理哲学问题。”政治哲学的完整本性也就寓居和实现于这双重维度之中。在政治与哲学的辩证关系上，他认为，政治哲学“作为政治和哲学的中介，一方面凝结、升华政治实践的经验以及反映政治的需要和诉求，为哲学输送必要的因素和养分，另一方面把哲学对政治的引领作用具体化，直接承担起为政治提供政治理性和政治良心的功能”47。与上述观点类似，马云志认为，政治哲学是关系性的概念，主张在狭义政治哲学(包括“政治的哲学”与“哲学的政治”两个方面)的基础上，兼顾两个维度(政治事实与哲学的关系、政治学与哲学的关系)的研究。她认为，政治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是哲学与政治学共享的领域，但又具有明显的哲学性。政治哲学研究问题的学理方式是“哲学性”的，研究对象是“政治性”的，追求的目标是“至善”的价值体系。研究的主题有二：其一，什么是美好的政治生活；其二，什么是实现美好政治生活的原则规范、方式方法，概括地说就是“关于美好的政治生活问题的哲学思考”48。

韩冬雪从政治与哲学的定义入手，指出“政治是通过法律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做出的某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由于法律的强制性来源于公共权力，因而人们将权力视为政治的核心内容。哲学是人类对于社会和自然现象的本质以及相互间关系和规律的抽象概括……因此，哲学既是一门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同时又具有某种价值倾向和反思性质。……首先，它要探讨人类社会出现政治现象的根源，即人性和公共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其次，它要研究公共权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基准，也即人们服从公共权力的价值依据。而从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中，还将自然地引申出政治的性质、目的和功能等结论。同时，由此推导而来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不仅将强制地规定着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价值分配原则，而且还将作用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影响着人们对于生活的目的、意义等问题的价值认知和道德判断”49。罗予超表示，政治的本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和反映，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并通过公共权力对社会实行组织、管理、调节、控制的社会生活领域”。政治哲学从政治存在和政治思维两个方面来考察政治世界，以政治世界的普遍本质和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门真正的哲学学科，是一种政治世界观，是一般哲学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哲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为人们的政治思维提供最基本、最核心的哲学理念，使人们有可能从整体上、从根本上来理解政治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50。

赵汀阳与吴根友都认为权力是政治的本质。赵汀阳说：“政治世界是个权力游戏。一般来说，政治就是利益、权利和权力的界定和分配，而政治哲学就是关于利益、权利和权力的界定和分配的正当性论证(由于正当性论证往往要以道德理由为最有力的依据，所以政治哲学总是同时涉及伦理学)。简单地说，政治哲学问题就是一系列关于各种政治制度安排的‘正当性’(justification)的问题。”51吴根友指出：“所有政治现象背后都涉及一个根本的问题，即政治权力。而有关政治权力的来源、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的模式的思考，则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52韩水法指出：“政治是人类在一定共同体内为分配社会善品而发生的行动”,因此，“政治哲学的中心关切与任务就是为社会善品的分配提供原则，作为原则根据的观念，以及对上述两项的确证，即正当性证明”53。

罗骞从“存在论”的层面思考政治和定义政治哲学。他表示“政治已经真正地成为了普遍的政治，成为人类存在基本的构成维度”。关于哲学，他认为，“实证的真理让渡给了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发明观念、创造意义、思考价值，自觉地将自己看成超越性实践内在的构成维度”。在这样的意义上，“哲学不再是在沉思中直观不变的真理，而是生活实践中如何面对现实与超越实存的存在智慧，因此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政治不再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而是构成生活实践的内在维度，是我们面对现实与超越实存的基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双重意义上，我们说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54。

臧峰宇从语义结构分析上确定“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是‘政治的哲学’,而不是‘关于政治的哲学’(philosophy of politics)”。政治生活的具体在于物质分配和权力分配，政治哲学需要探究此二者的正义原则。他主张以哲学方式展开政治研究，认为政治哲学贯穿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思索，兼顾理性建构与实证考察，重视对人性及其现实性的追问，致力于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构建社会理想，在缜密考量社会现实的同时论证政治理想的公共合法性根据，并诉求更好的乃至最好的政治秩序的建构，确认理想政治生活的价值向度，从而提出了超越当下现实境遇的可能性。政治哲学的规范性论证依赖于“技术合理性的逻辑必然性证明”和“基于道德合理性的目的论证明”。其致思路径在于“论证符合政治正当性的价值及其现实可能性，寻求符合所有人利益和需求的道德根据和理由”55。

杨国荣认为，政治哲学是在政治生活的正当性、合法性、有效性以及道德层面中展开的。“政治生活展开为一个包含多重方面的社会系统。以价值原则和价值理想等为形式的政治观念，在政治系统中具有引导的意义；不同形式的政治体制，为政治生活的运行提供了制度的依托；政治实践则既使价值原则和政治理念得到落实，也通过政治主体的作用，赋予政治体制以现实的生命。在目的层面，政治系统的运行以正当性为其指向；在程序之维，政治系统受到合法性的制约；在手段运用上，政治系统则涉及有效性。如果说政治观念、政治体制、政治主体的相互作用，是政治生活的展开所以可能的前提，那么，正当性、合法性、有效性的互动以及道德对政治的制约，则从不同的方面将人类引向更好的生活”56。

综而言之，在关于“政治—哲学”的内在性进路中，政治的本质始终离不开权力(权利的本质仍然是一种权力),哲学的本质始终离不开超越性的关怀。“政治—哲学”的本质正是“权力—价值”的辩证关系。如果说“理想”概念是理解民国时期汉语学界关于政治哲学的关键词，那么“权力”、“价值”、“规范”、“正当”等概念，则是当代汉语学界理解政治哲学的一组关键词。从论证路径上看，民国时期有关政治哲学性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理想—现实”的辩证关系方面。在当代，则集中从“权力—价值”的辩证关系角度出发，讨论“政治—哲学”的性质。民国时期，学者们主要强调政治哲学所具有的“乌托邦”的理论性质。在当代，汉语政治哲学的理论讨论，不仅强调“乌托邦”的一面，更强调政治生活内在的各种正当性论证。这种变化，既显示出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研究的逐步深化与细化；也显示了其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讨论的诸问题保持着某种同步性，还显示了政治哲学在当前所具有的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意识。

三、专门政治哲学思想史著作中的“政治哲学”之研究

从百年来汉语政治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大体上是从政治哲学史与政治哲学理论两条路径展开的。前者是以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与观念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资源进行整理与研究，属于汉语政治哲学史的路径。后者则是中国思想家利用中外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尝试建构出新的政治哲学理论，属于政治哲学的理论探索。前者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和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后者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赵汀阳的《坏世界研究》等。限于篇幅，我们在此处仅以梁启超、萧公权二人的“政治哲学思想史”著作为例，探索专门的政治哲学思想史著作中的“政治哲学”思想内容。

(一)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的“政治哲学”

为了避免中国社会在清末民初的巨大社会政治转型中“陷于怀疑与虚无”的思想泥潭，梁启超以强烈的民族文化建设的使命感著成《先秦政治思想史》。他认为：“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据吾所确信者，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57该书可以视为现代汉语政治哲学思想史的奠基之作(虽然在该书之前有谢无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梁氏表明，“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而本书则“专言政治哲学”58。但对于该书的命名，梁启超仍采用“政治思想史”而非“政治哲学史”。

关于政治思想，梁启超将其分为了对象与主格两类。从对象观察来看，分为纯理与应用。“纯理者，从理论上悬一至善之鹄，研究国家应当用何种组织、施政当采何种方针……等等。应用者，从实际上校其效率，研究某种组织某种方针……等等如何始能实现”59。从主格观察上来看，分为个人思想与时代思想。“个人的思想，为大学者或大政治家脑力所产物，其性质为有意识的创造；时代的思想，由遗传共业及社会现行习俗制度混织而成，其性质为无意识的演进”60。梁氏认为，政治思想史是“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之方法以理吾故物”的结果。但是他反对以西方政治思想的概念来附会或生搬硬套进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强调“画我须是我”的主体性态度。梁氏认为，作为纯粹思想的政治思想必须以哲学作为思想前提；作为政论政策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应当融为一炉；作为国民意识的政治思想则结晶于法律和制度中。因此，他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资料分为四类：“学者之著书及言论”、“政治家活动之遗迹”、“法典及其他制度”和“历史及其他著作之可以证察时代背景及时代意识者”。前两者既是个人思想的，也是理论的；后两者既是时代思想的，也是应用的结果。在其“新史学”框架下，他又为这些材料确立了“问题研究法、时代研究法、宗派研究法”三种方法。

根据梁启超的自述，他原打算“依吾之理想，欲著一部真有价值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总须将前文所举四类资料全部分贯穴熔铸之，费两三年精力，成一三四十万言以上之著作，庶几有当”61。故该书原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分为“序论、前论、本论、后论”四部，“后论”部分则自汉迄今。后因患病难以为继，仅完成前三部分，遂改题为《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部分强调和分析了中国政治哲学的三大特色——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本书的研究范围、材料和方法等。前论部分讨论了先秦的时代背景与研究材料、天道、民本、政治与伦理之结合、封建及其结果、阶级制度兴替状况、法律之起源及观念、经济状况之部分的推想。本论的部分，则主要讨论了儒家(人治主义、礼治主义)、道家(无治主义)、墨家(人治主义、法治主义)和法家(法治主义)的政治思想，并对统一运动、寝兵运动、教育问题、生计问题、乡治问题、民权问题等进行了专门研究。

从整体上来看，该书无论是关于政治思想的定义和取材，还是所讨论的具体内容，实际上都已经远远超过了“政治哲学”所能容纳的范围。但要考察现代汉语政治哲学问题，必以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为起点。因为该书明确是以“政治哲学”为核心内容而讨论了先秦时代的政治哲学思想。该书既“专言政治哲学”,又超出了政治哲学的范围而泛论了政治思想。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实际上以断代的“先秦政治哲学思想史”的形式，开启了现代汉语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历程。

(二)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的“政治哲学”

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是中国政治哲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在当时，国内外学术界认定中国没有政治思想的主张颇为嚣张62,而国内一些缘西附中的政治思想写作又纰漏百出、臆说不断，整个现代汉语学界尚未有一部真正科学纯正的中国政治思想著作63。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中国政治思想“正名”与“正本”,就成为了萧著写作的双重动机。

萧公权批驳了当时中西学界“中国政治思想停滞论”的观点，并根据中国政治思想内在的发展特征，按照“思想演变之大势”划分出“创造(孔子至始皇统一)、因袭(秦汉至宋元)、转变(明初至清末)、成熟(三民主义迄今)”四个时期，又按照“思想之历史背景”划分为“封建天下之思想(春秋及战国)、专制天下之思想(秦汉至明清)、近代国家之思想(戊戌维系迄今)”三个阶段。他认为，“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相推移，以故政治思想史亦可以按照制度演变之大势而分期”64。这两种划分的意义在于，前者强调中国政治思想内生的发展逻辑及其历程，后者则将政治思想置于特定的历史政治制度中加以考察。他的这两种分类法，跳出了西方“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分期模式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桎梏，真正的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自身脉络出发，确立了中国政治哲学思想的历史性特征。

萧公权从学理上纠正了当时各种以西方政治思想附会中国政治思想的观点，廓清了中国政治思想的本义。他将先秦诸子的政治思想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西方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作对比，又与近代民权思想、功利主义、民约论、主权思想、民族思想、法制思想、无政府主义等相比较，明辨中西政治思想的异同得失。同时澄清了中国政治思想中仁政、君子、民贵、无为、大同、兼爱、法治等诸多政治概念的内涵。比如对于孟子“民贵”与西方“民权”的比较，他指出：“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止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之，则孟子民贵，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故在孟子之思想中民意仅能作被动之表现，治权专操与‘劳心’之阶级。”65类似的对比和澄清，在书中俯拾皆是。

在写作该书之前，萧公权曾编写《中国政治史参考资料辑要》,在该书的“凡例”中写道：“兹编选录之标准有二：一曰尽量收录有理论价值之文献，二曰酌量收录有历史价值之文献。其纯乎针对一时一地实际问题而发之政论则不选入。”66在此辑要的基础上，萧公权写就了《中国政治思想》,并在该书凡例中写道：“一、本书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述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二、本书体例以时代为经，以思想派别为纬，其取材以前人著作之具有理论价值者为主。影响较大之政论亦酌量述及，专对一时一地实际问题之政论则一概从略。三、本书叙述各家思想，力守客观之态度。偶有论评亦意在辨明其历史上之地位，非敢任意抑扬臆断得失。”67可以说，“政治学的观点”、“历史主义的方法”、“客观之态度”和“理论价值与历史价值之材料”,是萧公权写作该书的四大原则。

从整体上看，《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主要基于政治学的观点和历史主义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演变，但有时也会将政治思想替换为政治哲学、政治理想等概念来讨论中国政治思想。虽然萧公权并没有在该书中讨论政治思想与政治哲学、政治理想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但通读此书，其中涉及的很多内容实际上就是在讨论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思想史。

要而言之，早期中国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主要寄寓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之中。任剑涛曾指出：“从梁启超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关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就一直被糅合进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加以处理。”68换而言之，所谓的政治思想史实际上就是以政治哲学为核心内容的思想史。我们将这种研究传统或研究形式称之为：以政治思想史的形式撰写政治哲学史。这种形式的形成与现代汉语学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接受的西方政治学观念有关。20世纪之交，西方政治科学业已形成，但在20世纪50年代“行为理论”兴起之前，西方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分化并不明晰69,政治哲学通常被视为政治学或政治科学的下属分支。同时，政治哲学理所当然地属于政治思想的一部分，政治哲学史也是自然而然地属于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分。另外，在“政治哲学”的译名和概念传入中国之前，作为现代学科的政治学率先进入现代汉语领域。在当时，人们使用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学学理等概念来论述、介绍或指称西方的政治哲学。尽管后来政治哲学的译名和概念为现代汉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是在最初的学术语言和潜意识中，政治思想已经成为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一种泛用的习称。因此，20世纪初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之类的著作，大体上也就自然而然地包含了政治哲学思想史的内容。

自(谢无量)梁启超开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书写，相类似的著作一时间多了起来，凝聚了丰富的著作群70,逐步形成了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以萧公权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学派”和以吕振羽、侯外庐、刘泽华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71。从泛化的哲学史观来看，思想史可以被视为泛化的哲学史。相应地，我们也可以将政治思想史看作是泛化的政治哲学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思想史”之类著作的繁荣，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哲学史的繁荣。但是，如果从纯化的哲学史观来看，现代汉语学界，其实缺乏纯粹的“中国政治哲学史”之类的著作。这意味着作为现代学科的政治哲学或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成熟。从思想史与哲学史的书写差别来看，思想史的本质从属于历史，其写作的侧重点注重描述历史上出现的政治思想观念，因此具有历史影响力的政论也在其视野范围。而哲学史的本质从属于哲学，其写作更注重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永恒价值，具有历史影响而不具有哲学价值的政论，则不在其视野之中。丁为祥有关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区别的分析，在此有启发意义。他说：“思想史永远是以追求历史真实的方式积累历史的知识，而哲学史则是以价值与意义阐发的方式表现此在主体的智慧。所以，历史性的知识与超越性的智慧也就构成了思想史与哲学史之间最为根本的区别。”72由此，我们似乎亦可以说，中国政治哲学史的书写，重在考察历史上思想家们提出的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及其理论建构的内在合理性，并不考察甚至责难这一思想是否发生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而现代汉语的政治哲学史书写，不仅要叙述已经出现过的各种政治哲学理论，还要分析这些理论对当代汉语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启发意义。我们欣喜地看到，近些年，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发展。以梁涛等人主编的《中国政治哲学史》(2019)为代表的重要成果，开启了现代汉语政治哲学史新书写的尝试，对于我们进一步思考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众多启迪意义，并将激发更多学人参与到现代汉语政治哲学史(或曰中国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之中。

从清末民初开始，以“四部”为分类体系地中国传统学术越发地无力容纳从西方突入进来的庞大知识体系。汉语学术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迎来了极具挑战性的冲击。从调适传统，到新建体系，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以翻译为契机而展开的话语系统的调适与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兴起，仅仅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重塑历史的一个缩影与侧面。

本文从现代学术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现的两个视野出发，通过活化清代哲学家戴震“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语言哲学方法，首先考察了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名词概念在语言上的生成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学科拼图。基于语言的历史考证，进一步揭示“政治哲学”作为静态学术语言背后深藏的观念流动，进而展示“政治哲学”在百年现代汉语学界的观念发展史，凸显中国学人对于“政治哲学”独立和独特的理解。

现代汉语中“政治哲学”概念复杂的言语生成历史和观念流变，在学术与学科上，主要体现在现代汉语政治哲学史的书写方面。因此，本文在戴震语言哲学方法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人文实证”的方法，考察梁启超、萧公权两位著名学人的政治思想史著作，进而揭示语言和观念对“以政治思想史写政治哲学史”传统的影响，同时彰显现代汉语“政治哲学”史的写作实践，并通过此典型案例显示“政治哲学”在现代汉语学界被接受和运用的民族哲学特色与民族文化自主性。

【注释】

1康有为曾奏请张之洞：“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页)叶瀚批评“西译”书籍：“一曰不合师授次第。……一曰不合政学纲要。……我国译书，不明授学次第，余则或祇零种，为报章摘录之作，为教门傅翼之书，读者不能观厥会通，且罔识其门迳。……一曰文义难精。……一曰书既不纯，读法难定。……坐此四弊，则用少而功费，读之甚难。欲读之而标明大要，以便未读之人，又难之难也。”(叶瀚：《读译书须知·第二端：论中国译西书凌杂不合之弊》,杭州：仁和叶氏刊，1897年)

2(1)参见冯天瑜、聂长顺:《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27-146、256-265页。

3(2)中国古典文献中“政治”一词的内涵可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22页;储昭华、幸玉芳:《中国传统“政治”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趋势》,《哲学分析》2018年第2期。

4(3)参见《英国政治制度》,《遐迩贯珍》(香港)1853年第3期;《花旗国政治制度》,《遐迩贯珍》(香港)1854年第2期、1855年第6期。

5(4)《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4月30日,第1版。

6(5)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中将politics和government都译为“政”(Robert Morrison,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Macoa: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1815,p.45,63,594)。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中将“politics”译为“政”、“政知”、“治国总知”、“论政”、“学政”、“国政”;将“policy”译为“政法”、“治法”;将“polity”译为“政”、“国政”;将“political”意为“政嘅”(或为政治的方言)、“政的”、“公”(Wilhelm Lobscheid,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Hongkong:Dally Press Offfice,1868,p.1337)。邝其照的《英汉字典集成》(最早刊于1882年)中将“political”译为“政的”、“公”;将“politics”译为“国政”、“政事”;将“polity”译为“政”、“国政”(Kwang Kichic,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San Francisco:Wing Fung,1887,p.254)。

7(6)Henry Wheaton,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Press of John Wilson and Son,1866,p.41,p.43.

8(7)顏惠慶等编:《英華大辭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27页。

9(8)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将“philosophy”译为“理学”。邝其照将“philosophy”译为“性理”、“格物穷理之学”、“性理之学”、“格物总论”。关于“philosophy”的翻译史已经颇为丰富,不再一一列举。

10(9)陈启伟:《“哲学”译名考》,《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11(10)井上哲次郎、有賀長雄增補:《哲学字彙(改訂增補)》,东京:東洋館,1884年,第91、113页。

12(11)关于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学术新词可以参见王力《汉字词汇史》、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刘正埮等主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等。

13(12)实际上,“政治学”的学术学科概念早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学术志》(1895年刊行)中即已提到。此后,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始作于1896年,正式出版于1898年)辑合了当时日本出版社和书肆的基本图书目录而成,但未加认真筛选。其第五卷的“政治门”中收录了国家政治学、政体、行政学、财政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家政学等方面的书。此书影响颇大,为当时的中国人译介日本书籍提供了重要的翻译指南。

14(13)除了“译书汇编社”,当时的留学生翻译团体还有“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普通百科全书”、“闽学会”等(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217-258页)。

15(14)对于“译书汇编社”,梁启超不吝赞美:“客冬今春以来,日本留学生有《译书汇编》、《国民报》、《开智录》等之作。《译书汇编》至今尚存,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良好珍诵。实可谓丛书之体,不可谓报。”(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1901年第100期)冯自由评其“《译书汇编》……留学界出版之月刊,以此为最早。所译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486-487页)。

16(15)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43页。

17(16)斯宾塞尔:《政法哲学》,《译书汇编》1901年第2期。

18(17)程燎原:《中国近代法政杂志的兴盛与宏旨》,《政法论坛》2006年第4期。

19(18)王阑:《泰西学案》,上海:明权社,1902年,第103页。

20(19)那特硁:《政治学》,冯自由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第1页。

21(20)那特硁:《政治学》,第7-8页。

22(21)“初兴时期”的学术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民国期间,故又将“初兴时期”称为“民国时期”。

23(22)中国第一部汉语政治学著作是杨廷栋的《政治学教科书》(上海:作新社,1902年)。杨廷栋将政治学按照内容分为国内与国外政治学,按照研究方法分为“哲学派”和“史学派”,并认为前者以理想为主而徵之现实以定其说,后者旷观当世之事而考求其进化(第1-3页)。

24(23)根据“全国报刊索引——晚清民国数据库”的统计,1901—1949的50年间,发表的有关“政治哲学”的期刊文章共有450篇。其中,1909年之前,并未出现以“政治哲学”为题的文章,仅有相似相关文章6篇;1910—1919年间共46篇(其中44篇是关于杜威来华演讲《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内容);1920—1929年间共145篇(1920年也主要以杜威的研究为内容。此后,关于先秦哲学家个体或学派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就蓬勃发展起来。1922年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开始陆续刊发);1930—1939年间共127篇,1940—1949年共126篇,这20年间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

25(24)高一涵:《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新青年》1919年第3期;高一涵:《老子的政治哲学》,《新青年》1919年第5期。

26(25)陈顾远:《墨子的政治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

27(26)罗素:《政治理想》,刘衡如、吴蔚人译,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

28(27)陈训恕:《社会学与政治哲学》,《约翰声》1925年第3期。

29(28)刘麟生:《中国政治理想》,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

30(29)五来欣造:《政治哲学》,郑肖厓译,上海:华通书局,1929年,第1-16页。

31(30)张君劢:《演进:欧美政治哲学新势趁》,《大夏周刊》1928年第57期。

32(31)黄开山:《政治学的诸重要问题》,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第6页。

33(32)邹敬芳:《政治学原理》,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第21-23页。

34(33)李剑农:《政治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第4-5页。

35(34)杨玉清:《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1期。

36(35)顾惕生:《中国政治哲学之名义》,《国学界》1937年第1期。

37(36)孟芸桥:《西洋政治思想史》,南京:国立编译馆,1946年,第1-20页。

38(37)杨幼炯:《国家建设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5页。

39(38)杨幼炯:《现阶段的建国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46页。

40(39)冯友兰:《中国政治哲学与中国历史中之实际政治》,《清华学报》1937年第1期。

41(40)冯友兰:《中国政治哲学与中国历史中之实际政治》。

42(41)冯友兰:《中国政治哲学与中国历史中之实际政治》。

43(42)乔诚:《中国政治哲学论纲》,《明耻》1935年第1期。

44(43)马云志:《政治哲学之思:内涵、学科属性与主题》,《齐鲁学刊》2006年第2期。

45(44)关于政治哲学在汉语学界兴起的诸多要素和发展历程,可参见刘擎:《汉语学术界政治哲学的兴起》,《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李佃来:《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治哲学的发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马中英、张晓光:《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三十年研究图景——基于CNKI数据平台(1985—2015)相关文献的定量定性分析》,《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11期。根据统计和学术史的梳理,在近40年学术分期上,2000年被作为学术分期的关键年份。

46(45)王岩:《试论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及本质特征》,《哲学动态》1998年第11期。

47(46)侯才:《政治哲学:政治的理性和良心——兼评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概念》,《哲学动态》2005年第6期。

48(47)马云志:《政治哲学之思:内涵、学科属性与主题》。

49(48)韩冬雪:《政治哲学论纲》,《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

50(49)罗予超:《政治哲学论纲》,《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6期。

51(50)赵汀阳:《哲学的政治学转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

52(51)吴根友:《政治哲学新论》,《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53(52)韩水法:《什么是政治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

54(53)罗骞:《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55(54)臧峰宇:《政治哲学的“规定”及其当代性》,《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56(55)杨国荣:《政治哲学论纲》,《学术月刊》2015年第1期。

57(56)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1页。

58(57)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5页。

59(5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2页。

60(59)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2页。

61(60)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8页。

62(61)法国著名学者雅勒(Paul Janet)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邓宁(W.A.Dunning)等学者均认为中国没有政治思想或乏善可陈。一些中国政治学者如张奚若、钱端升受西方影响,也持相同的观点。

63(62)1929年陈序经对当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状况曾有一番评判:“关于中国政治思想的有统系的研究的书册是很少的;至于能够把中国全部的政治思想史,来做有统系的研究,据我个人所知的,不但在英文或他种文字方面,没有一本。就是在中国文方面,也找不出一本。片断的研究,也不过限于一个时代,而犹是春秋战国时代,或是关于个人的政治思想。”(陈序经:《中国政治思想的资料问题》,岭南大学学术讨论会主编:《学术论文集》,广州:广州思学社,1929年)

64(6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页。

65(64)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97页。

66(6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875页。

67(66)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6页。

68(67)任剑涛:《从方法视角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69(68)根据政治学家伊斯顿的研究,政治科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正式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传统阶段(20世纪20至40年代),行为学说阶段(20世纪50至60年代),后行为学说阶段(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政治科学“在‘应该是’怎样与‘事实是’怎样的陈述之间往往几乎是纠缠不清,事实与价值彼此陷入了混乱……政治理论可能已成为一个研究领域,但是这种理论已经变为主要研究政治思想史。……同时在这一阶段中,还难以把价值同描述区别开来。”(伊斯顿:《二十世纪美国政治科学的发展》,静之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年第7期)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尚未完全分开。

70(69)1949年之前有谢无量《古代政治思想研究》(192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5)、王恒《中国政治思想纲领》(1929)、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1932)、稽文甫《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1932)、李麦麦《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批判》(1933)、陈安仁《中国政治思想思想大纲》(1933)、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1933)、刘麟生《中国政治思想史》(1934)、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1945)、秦尚志《中国政治思想史讲话》(1945)、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1947)。1949年之后的政治思想史著作更加丰富,类型也不再局限于通史、断代史,出现了政治制度史、政治现象史、政治问题史、思想通史等。如下仅为当代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1957)、朱日耀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988)、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1996)、张分田《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研究》(2013)、张星久《中国政治思想史》(2017)等。

71(70)参见葛荃:《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述》,《文史哲》2006年第5期。

72(71)丁为祥:《简议哲学史与思想史之别——兼与葛兆光先生商榷》,《文史哲》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