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的辩证法非常吊诡：有人名生而实死，有人却虽死而不朽。陈修斋就是一个虽死而不朽的学者。作为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他的学术成就至今不仅依然熠熠生辉，而且愈加光彩夺目，他的哲学风骨至今不仅依然弥足珍贵，而且更显得伟岸挺拔。他的卓尔不群的哲学智慧和哲学人格无不给人以“高山仰止”的感觉，是他留给后世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从“哲民”到“哲学大家”

陈修斋于1921年3月7日（阴历正月28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祖籍浙江省磐安县尚湖镇，祖上历代务农。1922年，他随母亲回磐安尚湖老家（时属东阳县玉山区）。1926年，他开始在当地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928年，入当地尚湖乡村小学、志成小学读书。期间曾参加全省会考，获第一名。在志诚小学读书时，有一个叫陈茂勋的老师非常喜欢他，专门给他起了一个“字”叫“哲民”。陈修斋后来回忆说，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朦胧地觉得有这么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从而“莫名其妙地对它有一种深深的向往”。后来，他虽然从来未曾正式用过“哲民”这个“字”，但心中却始终记得他姓“陈”名“修斋”字“哲民”，从而觉得仿佛他与“哲学”应该就有“某种联系”似的。

1941年秋，陈修斋于稽山中学高中部毕业后，曾先后参加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校联合招生考试，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与厦门大学联合招生考试以及重庆政治学校招生考试，由于成绩优秀，均被录取。但由于当时唯有重庆政治学校实行全部公费，且毕业后由学校分配工作，为父亲所劝，最后入该校学习。是年10月，辗转江西、湖南、贵州，最后到达地处重庆小温泉的重庆政治学校，入外交系学习。

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原来设在南京，后来迁至重庆。刚入校时，陈修斋对学校的“军事管理”和“训导制度”“很是反感”，对学校开设的许多课程也不怎么感兴趣。但出乎其所料的是，贺麟先生在第二学期奉校长之命前来开设了“哲学概论”课程。而且，也正是贺麟先生的这门课最终将他“引上了哲学道路”。后来，在谈到当时的感受时，陈修斋深情地说道：“听了贺先生的课，我不知怎么就着了迷，并从此迷上了哲学。”他还说道：“从听贺先生讲课中，我领悟到哲学主要不只是为学到一些知识，而是要懂得关于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以求得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一门哲学课就能改变一个学生的人生轨迹，由此足见贺先生的哲学功力，但由此也可以看出陈修斋当时也是心有灵犀。也许正是在这种合力作用下，陈修斋完成了从“哲民”向“哲学大家”的华丽转身。

▲ 1986年10月在北京与贺麟合影

1945年夏，陈修斋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拒绝接受派遣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工作，而是应贺先生之邀，赴昆明到贺先生主持的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工作。1946年夏，随编译会从昆明到北京工作。1949年，编译会撤销后，经人介绍来武汉大学哲学系工作，讲授“哲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课程。三年后，又因“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

▲1947年夏与夫人徐铣及其子女在北京合影

尽管工作调动频繁，陈修斋依旧潜心向学，为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建不懈奋斗，作出了重要贡献。1957年3月，他与人合著的《哲学史简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哲学史教材，堪称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

▲ 1957年3月，《哲学史简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修斋作为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还积极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套西方哲学原著资料多卷本《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读》的翻译工作。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卷中，他参加了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部分的选译和审校工作；在《中世纪哲学》卷中，他参加了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阿尔加扎里、阿威洛伊、萨阿迪亚、阿维斯布朗和迈蒙尼德部分的审校工作；在《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卷中，他参加了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部分的翻译和审校工作；在《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卷中，他参加了孟德斯鸠、拉美特里和狄德罗的翻译和审校工作。尽管有不少优秀学者参与了这一重大学术工程，并作出了杰出贡献，但就参与的广泛性而言，陈修斋作为上述四卷的重要翻译者乃至主要翻译者，无人能出其右。

▲陈修斋积极参与《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读》编译工程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经中宣部允准，陈修斋被借调去北京，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名义，独立负责组织、翻译、校选、编辑《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20辑（300多万字），于1964—1965年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该《选辑》是新中国第一套大型现当代西方哲学代表著作译丛，是我国学者当时了解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窗口。

▲陈修斋独立负责组织翻译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20辑

除此之外，陈修斋作为新中国西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史学科奠基人，还做出了下述几个重大贡献：

首先，经过10多年努力，他与杨祖陶先生合著的《欧洲哲学史稿》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该书出版后，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西方哲学史教材之一，一版再版，1988年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优秀教材一等奖。

▲ 《欧洲哲学史稿》1983年出版，1987年再版

其次，作为全国欧洲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领域的学术召集人和带头人，他所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1986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哲学动态》等杂志刊文高度评价该著“是我国哲学界研究这一领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是近年来西哲史专题研究中较为难得的一部书”。1995年，该著获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3年，该著作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系列中一种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陈修斋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最后，陈修斋不仅是新中国唯理论与经验论断代史研究的奠基人，而且也是新中国莱布尼茨研究的奠基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就翻译了《新系统及其说明》和《人类理智新论》“序”，之后，他又不仅相继校译了《单子论》，译出了《人类理智新论》（两卷本）和《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而且还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莱布尼茨》（陈修斋、段德智著）。《莱布尼茨》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我国学者写出的第一部全面系统阐释莱布尼茨思想的学术专著。该著出版后，受到普遍好评，1998年荣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他的莱布尼茨翻译和研究成就在国际莱布尼茨学界也享有盛誉。法国哲学协会主席雅克·董特曾对之做出高度评价。

▲陈修斋莱布尼茨翻译和研究的代表作

陈修斋去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其所发的唁电中盖棺论定，称赞他“在我国西方哲学，尤其是莱布尼茨哲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众所公认的巨大成就，是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哲学其他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成就也是十分优秀的”。可谓不易之论！

二、“真的爱智”与“哲学卫士”

如果说陈修斋的哲学成就令人尊重的话，他的哲学人格或风骨则令人敬重。康德在追溯“敬重”这一人类道德感情的源头时，曾将其界定为“人格”，界定为“摆脱了全部自然机械作用的自由和独立”。这是很有道理的。只不过陈修斋的哲学人格或风骨进一步根源于他对哲学智慧的挚爱而已。如果说陈修斋因为“爱智”当年从中央政治学校毕业时，甘心放弃当外交官这种在一般人心目中“诱人的职业”而到哲学编译室这种“清水衙门”“坐冷板凳”的话，那么后来他也正因为“真的爱智”而成了一位勇敢的“哲学卫士”。

当人们谈到陈修斋时，很容易想到的是他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所参与的那场要不要反对“左”倾教条主义以及如何正确评价唯心主义哲学的争论。陈修斋无疑是那场争论中最耀眼的一颗哲学新星。在那个“左”倾教条主义开始施虐、开始推行以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只要批判，不许辩护”的年代，陈修斋面对“围攻”和“理论权威”，毫不退缩，直抒己见，捍卫了哲学的尊严。他不仅早在1956年春天，就与贺先生一起在《哲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随后又在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作了《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而且还在会后应《哲学研究》编辑部之约写出了《关于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

1945年昆明“一二·一”运动领导人之一、我国著名的希腊哲学专家、曾经担任过人民日报理论编辑部副主任的汪子嵩先生曾以极其敬重的口吻说道：“应该承认，在有这点觉悟上，修斋比我至少要早十几年。从提出‘百家争鸣’时起，他就敢于陈述自己的见解，即使在遭受围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为自己的意见申辩；虽然因此带来厄运，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北京大学教授王太庆先生也同样敬重地写道：“修斋兄的爱智思想见之于行动，这说明他是真的爱智者，真的哲学家，不是假冒的。我当时虽然怀有同样的看法，也想说出来，却没有像他那样义正词严侃侃而谈地发言，只能说明我对智慧爱得不如他那样深，我没有他那样正直。”

▲ 我国著名的古希腊哲学专家汪子嵩先生

▲我国著名的西方哲学翻译家王太庆先生

陈修斋“独立自由”的哲学人格不仅在其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有鲜活的表现，而且在其身处顺境的情况下也有鲜活的表现：如果说在其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更多地是他不畏强暴、挺身而出、勇敢捍卫哲学真理神圣尊严的道义行为，是他的“铁肩担道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浩然正气，那么，在其身处顺境的情况下，则更多地是他特立独行，荣辱不惊，唯真理是从，不随波，不跟风，丝毫不为名利所动。

与陈修斋共事多年的萧萐父先生曾经谈到过两个相当典型的例证。第一个例子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当萧先生片面强调哲学史研究必须重视逻辑方法，必须把握哲学的自我运动的观点时，陈修斋当即指出，概念不能自我运动，概念的逻辑发展只能依存于社会的历史发展。萧先生回忆说：“他发言时柔中有刚的神情，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心中一怔，感到修斋在学术上严肃不苟，有分寸感，确乎值得学习。”

第二个例子是：文革后，我国哲学界有一部分人在批判极左思潮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根本否认“哲学基本问题”，片面鼓吹历史唯心主义。萧先生在同陈修斋谈到这个问题时，陈修斋义正词严地批评了这样一种理论倾向。他说：“我的一贯观点只是主张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如对唯物主义、二元论哲学等一样，都应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而并不同于现在某些专为唯心主义翻案或夸大唯心主义作用的过激观点。”听到陈修斋的这样一番话后，萧先生“又一次心中一怔，感到择善固执，不随风倒，这才是修斋的真正品格”。

▲我国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萧箑父先生

然而，陈修斋之所以能够超凡脱俗，在两条战线作战，既反“左”又反右，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他始终挚爱哲学智慧，始终注重从“元哲学”的高度来审视具体的哲学问题和哲学史问题，从而始终能够“执两用中”。诚然，就研究的具体领域论，陈修斋是位哲学史家，但就研究的理论深度或理论高度论，他则是一位哲学家。汪子嵩先生曾经非常中肯地指出：“修斋是一位哲学史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的意思是说，陈修斋之所以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哲学史家，就在于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他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陈修斋不仅注重从“史的角度”或“纵的方面”来研究哲学史，而且还注重从“论的角度”或“横的方面”来研究哲学史。例如，陈修斋不是仅就单子论来研究单子论，而是还进一步从“自由与必然”的高度，从人的“个体性”、“主体性”和人的“自由”的高度来研究单子论。他给出的第二条理由是陈修斋非常注重从元哲学高度来审视重大现实问题。他举例说，陈修斋于1988年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提出和论证的著名的“哲学无定论”观点，对于人们“摆脱心灵的桎梏，解放思想，开拓心胸，提高精神境界”就有振聋发聩的效能。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持“哲学无定论”立场的哲学家，“才能不断地改革进取，思想上永无止境；也只有这样的哲学家，才有可能在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位置。这是修斋的理想，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吗？”

▲ 《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当年就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二期上

三、“我的本事就这一条”

陈修斋一生不仅潜心科研，而且也非常注重教学，始终将教书育人视为自己的天职。

1968—1978年间，武汉大学哲学系迁至襄阳隆中，当时主政的工宣队中有位师傅曾经好奇地询问陈修斋，问他究竟有什么本事。陈修斋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的本事就这一条：如果开设一门课程，你让我讲两年，我能够讲。你让我讲一个学期，我能够讲。即使你让我讲一个星期，我也能够讲。”

▲1975年，摄于武汉大学襄阳分校

在陈修斋看来，讲好一门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项基本的功夫就是对所讲授的内容既能融会贯通又能深入浅出。他经常提到的一个反面教材是他在重庆政治学校第一学期给他们上“哲学概论”课的一位老师。那位老师声称哲学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也是一门“讲得通”的学问。但听了大半学期后，许多同学却得出哲学原来不是“讲得通”的学问，而是“讲不通”的学问。但同时，陈修斋又认为讲课为要“浅出”，就必须“深入”，就必须对所讲的内容有深层次的理解，就必须融会贯通。为此，他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在教学的基础上搞科研，在科研的基础上搞教学。只有在科研的基础上搞教学，讲起课来才能做到深入浅出，收放自如。你要我讲一年，我就能拿出讲一年的讲法；你要我讲一星期，我就能拿出讲一星期的讲法。当然，这里也有个教学经验问题，但最根本的还是一个融会贯通问题。他常把那些不潜心搞科研，从不更新自己讲课内容，年复一年重复陈年老话的人称作“教书匠”，教导他的学生无论如何将来都不要做这种误人子弟的“教书匠”。

陈修斋在教学中不仅注重知识灌输，更注重能力培养，在研究生教学中尤其注重外语能力培养。他经常讲，一个合格的西方哲学研究人员必须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五门外语。不然，就无法对西方哲学进行深入的研究。他要求学生，尤其是研究生，树立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陈康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曾经讲过，即使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也应“直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季羡林语），也应拿得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陈康语）。陈修斋先生十分赞佩这两位学者的宽广胸襟和民族意识，每每用他们的话语激厉后学。

 

▲ 我国著名希腊哲学专家陈康先生

▲ 我国著名东方学专家季羡林先生

陈修斋是一位很有世界意识、远见卓识和担当意识的学者。他要求他的学生努力做到“读书不唯稻粱谋”，尽力瞄准我国和世界学科的弱项和前沿。长期以来，中世纪哲学不仅一直是我国西方哲学史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而且也是国际西方哲学史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早在1982年，他就派遣时为他的硕士研究生的赵敦华赴卢汶大学研究中世纪哲学。他还极力鼓励并组织他的其他研究生开展中世纪哲学的翻译和研究，经常对他的研究生说：“中世纪哲学现在就是一块荒地，只要你拿锄头挖个坑，丢进一粒种子，秋季就有收成。”现在，他的愿景开始变成现实。他的学生不负重托，不仅出版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中世纪哲学研究》等20多部中世纪哲学学术专著，而且还翻译出版了《中世纪哲学》（两卷本）、《神学大全》第1集（五册）和《反异教大全》（五册）等10多本中世纪哲学译著，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我国中世纪哲学翻译和研究的局面，而且对国际中世纪哲学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他的学生近年来在中世纪哲学翻译和研究领域的部分成果

当年，在追悼会上，陈修斋灵堂两侧曾悬挂一副挽联，其上联为：“慧命续千秋投身现代文化潮流披沙拣金融合中西精译莱翁传绝学”；其下联为：“师心昭一代深体民族哲思神髓自强不息双修德业胸悬北斗育新人”；这可以说是对陈修斋一生的一个相当贴切的写照。

附录一：

陈修斋小传

▲1945年夏摄于重庆

陈修斋（1921—1993），字哲民，祖籍浙江东阳（现浙江磐安）。1941年秋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1945年夏毕业，获学士学位，应贺麟先生聘请，赴昆明到贺麟主持的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工作，任研究编译员。1946年随编译会到北平工作。1949年，至武汉大学哲学系任讲师。1952年10月因“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讲师。1957年夏，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邀请，重返武汉大学哲学系工作。1978年晋升副教授，1980年晋升教授，1986年任西方哲学博士生导师。曾担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民盟副主任、湖北省社联委员、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等职。其学术著作主要有《哲学史简编》（与洪谦、任华、汪子嵩、张世英、朱伯崑合著）、《欧洲哲学史稿》（陈修斋、杨祖陶编）、《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主编）、《莱布尼茨》（陈修斋、段德智著）和《哲学史方法论研究》（陈修斋、萧箑父主编）。其译著主要有《人类理智新论》《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新系统及其说明》《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等。

附录二（学者自述）：

我们是怎样进行哲学史

方法论问题的学习和讨论的

我们哲学史教研室为研究生开设了“哲学史方法论”这门必修课。分为四个单元，学习讨论了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个单元主要学习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着重讨论了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方面的问题。例如对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就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日丹诺夫的定义是正确的，在哲学史工作中出现一些简单化、公式化是由于片面理解所致；第二种意见认为这个定义基本正确但表述上不全面有缺点，例如只强调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而不提两者对立中的同一性；两个“对子”只强调了唯心与唯物而没有强调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第三种意见认为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应当基本否定，应该回到列宁把哲学史看作人类认识史的提法上去，应强调哲学作为人类对世界的概括性认识的作用；在这同一种意见中有人不同意把认识史看作是包括人类一切认识在内的观点，而认为哲学史还是有它特定的范围，即只有对于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或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的最一般规律的认识才是哲学认识，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应是这样的哲学认识的发展过程。以上不同见解仍在讨论中。

另外关于哲学家的哲学观点和他的政治观点以及政治态度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有的同志认为，一个人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极矛盾的情况在哲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一种哲学观点的历史作用，是要看它客观上为什么阶级的利益服务和归根到底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而不是取决于哲学家自己所宣布的政治观点及其推论。历史上哲学家的政治观点应否包括在哲学史范围之内，也仍是个须讨论的问题。当然就多数哲学家来说，哲学观点和他的政治观点通常也是一致的，联系他的政治观点来看他的哲学观点的社会历史作用往往是有好处的。看来既不能把全部社会政治思想都包括进哲学史之内，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划分哲学史的范围是必要的。

第二个单元主要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封书信，着重讨论了在哲学史工作中如何正确贯彻唯物史观的问题。

在这阶段中讨论得较多的是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问题。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受社会存在决定的，或者具体一点说，较直接的是受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斗争所决定，而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同时，哲学作为有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一个思想部门，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乃至上层建筑的其也部门，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并受着作为决定其特殊本质的本身内部矛盾的推动。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基础的阶级斗争对哲学思想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哲学思想本身的内部矛盾的推动作用，两者的关系究竟该怎么看？特别是在这里能否看作“外因”与“内因”的关系？有人认为如果把哲学思想本身的矛盾看成其发展的“内因”，事实上就是把哲学思想看作脱离社会乃至脱离人脑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就是历史唯心主义，与黑格尔划不清界线，因此“内因”与“外因”的学说似乎不能适用于这个问题；有人则认为说哲学思想本身的内部矛盾是其发展的“内因”是可以的，但这只是就哲学思想作为相对独立的部门这个范围内来说的，而就整个社会来说，则哲学只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中的一个部分，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整个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因此把哲学看作整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就不能把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对它的决定作用看作“外因”，或看作仅仅是作为“条件”的第二位的原因。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或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作为一方，和上层建筑各部门自身的内在矛盾或社会意识自身的内在矛盾作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问题在理论上远不是已得到完满解决和说明的。而在实践上，由于只片面强调经济基础特别是阶级斗争对思想的决定作用，忽视甚至抹煞了思想发展还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在哲学史等各门思想史研究工作中就导致“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等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简单化、或作了歪曲理解等等的弊病。

除上述问题之外，与此相联系的还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哲学作为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有什么特点和特殊规律？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社会意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究竟当如何科学地加以确定和阐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两个论断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究竟该怎样具体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发展的逻辑、阶级斗争的逻辑和哲学发展的逻辑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还有，哲学上的党派与学派，以及哲学家所属的政治派别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也都还未能展开充分的讨论而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第三单元主要学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关哲学史的部分，结合阅读其他有关著作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等，着重讨论了唯物辩证法如何运用于哲学史问题。

在这一阶段所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深刻领会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黑格尔的哲学史观的论述。怎样正确评价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并加以批判改造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以马列主义的观点批判改造黑格尔的哲学史观，特别是他关于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的一致性的学说，并把它运用于哲学史的研究，是建立科学的哲学史体系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前提。在黑格尔以前，一般的哲学著作无非是历史上各种哲学观点的罗列、展览，只有黑格尔才第一个把哲学史看作哲学思想的一个按照其内在的必然规律发展的统一的过程。这才为把哲学史建立为一门科学开辟了道路。其所以能如此，就在于黑格尔第一个自觉地把辩证法运用于哲学史，并提出了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这一深刻的思想。但黑格尔的哲学观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看来，哲学的历史的发展必须符合其先验地构成的逻辑体系。这就把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神秘化了。不是历史的东西应该符合先验地构成的逻辑体系，而是应该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中引出其固有的逻辑发展。只有根据这样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的与逻辑的一致的原则，来对全部哲学史重新进行认真的、深入的研究，不仅阐明各个时期的各种哲学思想是在怎样的经济基础上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受着怎样的自然科学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产生和发展的，并且要揭示出这样产生和发展的哲学思想本身又是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构成怎样一个符合逻辑发展过程的统一的体系的——当然，由于发展过程的无限性，这也不是一个封闭的、完成了的体系，而是为了未来的发展开辟无限广阔道路的开放体系。根据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的原则，人类哲学认识的历史发展即哲学史的体系，应当与发展着的唯物辩证法或辩证逻辑的体系相吻合。要真正建立一个科学的哲学史体系，舍此似乎并无第二条道路可走；而如果要建立一个唯物的辩证逻辑的体系，似乎也只有这一条正确的道路。列宁指出：“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迄今的哲学史工作，不能说没有成绩，但距建立上述这样一个科学的哲学史体系还很远。

和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就是关于哲学思想发展的“圆圈”的问题。认为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圆圈，大圆圈之内或之旁又是许多小圆圈，这也是黑格尔将辩证法运用于哲学而提出的一个深刻的思想而用形象比喻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一思想也一再得到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肯定评价和称赞。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还具体地列出了哲学史上的一些“圆圈”，这是众所周知的。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这“圆圈”的思想本身，和列宁所具体地列出的那些“圆圈”呢？“圆圈”是否就是“否定之否定”这一辩证法规律的表现形式，还是另有别的意义？关于“圆圈”的思想和关于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的思想是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也还都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由“圆圈”的问题又很自然地引到对历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如果把“圆圈”理解为“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表现形式，唯心主义似乎就是发展过程中的“否定”这个环节，它当然是要被更高的唯物主义所否定的，这就是“否定之否定”。但辩证法的“否定”从来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扬弃”，是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深刻地阐明了唯心主义产生发展的社会阶级根源和认识论的根源，并批评了那种只把唯心主义当作胡说加以抛弃的简单粗陋的态度。那么究竟怎样来正确对待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呢？唯心主义在历史上是否只是起了从反面促进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还是本身也有积极贡献呢？能不能说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有片面的真理性呢？能不能把唯心主义与错误完全划等号呢？如此等等。有的同志就明确提出唯心主义在历史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有些唯心主义观点或体系的出现是历史上的一股逆流，有些唯心主义观点或体系是属于历史的支流；但也有些唯心主义理论是属于历史发展的主流的，这样的唯心主义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它是人类认识发展中的必经环节。还有的同志主张唯心主义的哲学中也可以包含片面的真理，例如不单是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且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也包含片面的真理，因此不能把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一概否定；要认识唯心主义存在的长期性，当时有人提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将长期存在，即“两个万岁”的提法并没有错，肯定历史上唯心主义的一定积极作用并不是就是宣扬唯心主义，等等。有些同志也并不完全赞同这些观点，甚至认为其中有些论点可能是错误的，但都认为重新提出和探讨这些问题是必要的，发表一些不同于“本本”上的学说观点也是应该允许的。真理只能在争论中确立。

此外，在这阶段还提出并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这样一些问题：应该怎样理解和运用马克思所提出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这一思想？这一思想对指导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有什么意义？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三统一的思想该怎样理解？这一思想该怎样运用于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有的多少作了一些探讨，有的则还只是提出而并未讨论，总之都是一些未解决的问题。

第四个单元，主要学习了马克思论蒲鲁东的一些文章和列宁论托尔斯泰以及列宁论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著作和论述，以此为范例着重学习和讨论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问题。

这一方面所涉及的问题也是不少的。例如，到底该怎样确定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按什么原则来评价一个哲学家的贡献和局限性？贡献是指一个哲学家所提供的其前人所未曾提出过的东西，还是指或多或少具有真理的颗粒或这样那样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即曾经是或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所吸收的历史遗产的东西呢？本身是错误的但却对人类认识的发展起过某种作用的东西是否也可称为贡献？一个哲学家的局限性应该主要是相对于他的时代所应达到的水平而言，还是与马列主义的观点相比较而言？应该拿什么尺度去衡量呢？以历史上某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观点相比而指出其错误或不足之处（即其局限性），是否就是苛求古人？指出历史上某种哲学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观点在某些方面的共同或类似之处，是否就是把古代观点现代化或抬高了那种古代观点？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并未得到明确的解决。

和评价历史人物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进步和反动究竟该拿什么标准来评定的问题。究竟什么叫进步？例如在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时期，是那种符合当时代替封建主义的实际进程的需要，但只是有利于少数阶级即新兴资产阶级而并不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思想，还是那种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愿望，但在当时却是实际上无法实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更进步呢？进步与反动究竟主要是以能否推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为标准，还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为标准呢？两者在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一致的，但不能排除有矛盾的情况。当两者出现矛盾时如何解决呢？怎样正确理解“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但“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这一经典评断？哲学上的进步作用和政治上的进步作用有何区别和联系？

此外，什么叫时代矛盾？怎样分折和说明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矛盾？以及怎样具体分折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中方法和体系的矛盾，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矛盾，政治倾向和哲学路线的矛盾，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矛盾，过去和未来的矛盾，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的矛盾，如此等等。

（原载《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第12期）

附录三：

陈修斋学术编年

陈修斋，1921年3月7日（阴历正月28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祖籍浙江省磐安县尚湖镇。祖上历代务农。但其父陈蔚华曾就读浙江法政学校，并先后在浙江永嘉、绍兴、临海、宁海等地任法院“推事”（即审判员）和法院院长等职；其父为人清正廉洁，崇尚科学与法制。

1922年，随母亲回磐安尚湖老家（时属东阳县玉山区）。

1926年，开始在当地私塾接受启蒙教育。

1928年，入当地尚湖乡村小学、志成小学读书。期间曾参加全省会考，获第一名。

1933年秋，以第一名考入省立温州中学。

1934年，因父亲调绍兴地方法院工作而转省立绍兴中学读书。

1936年秋，于绍兴中学毕业，获全省初中毕业会考第一名，随后考入省立杭州高中。

1937年，于杭州高中肄业一年后，因病休回老家磐安尚湖疗养。期间曾延请一前清秀才补习古文并习作旧诗词。

1938年，杭州沦陷，复学一时无望，于春夏之交曾短期应邀至本乡一山村小学教书。是年秋，人稽山中学高中部学习。

1941年秋，先后参加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校联合招生考试，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与厦门大学联合招生考试及中央政治学校招生考试，由于成绩优秀，均被录取。由于当时唯有中央政治学校实行全部公费，且毕业后由学校分配工作，为父亲所劝，决定入该校学习。

1941年10月，绕道江西、湖南、贵州，到达地处重庆小温泉的中央政治学校，入外交系学习。

1942年，听西南联大哲学教授贺麟和冯友兰在政治学校作的哲学讲演。选修贺麟为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开设的“哲学概论”，并旁听“伦理学”课程。开始阅读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及贺麟译的鲁一士的《黑格尔学述》。

1945年春，接到贺麟来信，询问是否愿意在毕业后到他主持的哲学编译会工作，当即回信表示愿意。

1945年夏，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未接受派遣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工作，赴昆明到贺麟主持的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工作，任研究编译员。其后除翻译[法]罗斑著《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及莱布尼茨若干哲学短著外，还在西南联大哲学系旁听了贺麟的“黑格尔哲学”、金岳霖的“逻辑”及陈康的“希腊哲学”等课程。

1945年冬，在昆明亲身经历了著名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

1946年5月—10月，随编译会从昆明迁至北平。于途中曾回浙江老家与家人团聚，并到宁海探视父亲。

1946年10月—1949年8月，除在编译会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外，坚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和西语系旁听汤用彤、郑昕、陈康、贺麟、胡世华、朱光潜及冯至等人的课程。

1949年6月，写出第一篇长篇哲学论文《黑格尔对莱布尼茨思想中矛盾律与充足理由律二元并列问题的解决》。

1949年8月，回浙江老家探视病危的父亲。父亲病故。

1949年10月，经郑昕（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介绍，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工作，任讲师。开出“哲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课程。

1950年初，加入“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

1951年，译著《历史中的耶稣》（5卷本）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

1952年10月，因“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讲师。先后在该系西方哲学史组和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

1954年7月，译著《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与关其侗、齐良骥合译）由三联书店出版。

1955年6月，译著《实用主义》（与葛力、张世英、舒贻上合译）由三联书店出版。

1956年春，参加《哲学研究》编辑部组织的“笔谈”，与贺麟联名著文“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拥护党的“百家争鸣”政策。

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会”上，针对我国哲学史研究中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以《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为题发言。

1957年3月，与洪潜、任华、汪子嵩、张世英、朱伯崑合著的《哲学史简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7年4月，与王太庆、江天骥合译的《狄德罗哲学选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1957年6月，《黑格尔对莱布尼茨思想中矛盾律与充足理由律二元并列问题的解决》修改定稿，并经贺麟审阅。

1957年夏，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邀请，重返武汉大学工作，在新建的哲学系筹组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1958年，随哲学系师生往湖北省红安县农村劳动锻炼10个月。

1962年3月，与江天骥合译的《论自由》由三联书店出版。与曹棉之合译的《自然宗教对话录》也同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63年，《莱布尼茨在认识上和洛克的斗争》一文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

经中宣部允准，被借调去北京，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名义，独立负责组织、翻译、校选、编辑《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20辑（300多万字）。

1964年至1965年，《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内部发行。

1965年7月，译著《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部发行）。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被打成“李达三家村”的“黑帮分子”。

1972年，重返教学岗位，被“监督使用”。其后在居住和工作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奋力完成了莱布尼茨的巨著《人类理智新论》的翻译工作。

1977年3月，与杨祖陶合著的《欧洲哲学史（试用讲义）》由湖北保康县印刷厂印刷出版。

1977年12月23日，写出短文《应该给与欧洲哲学史以足够的重视》，揭发批判“四人帮”扼杀欧洲哲学史研究、致使欧洲哲学史乃至整个外国哲学的学术园地长期以来一片荒芜的罪行。

1978年5月，被提升为副教授，又被批准为西方哲学史硕士研究生导师，开始招收研究生。与萧箑父、杨祖陶等教授一起为中外哲学史研究生开出“哲学史方法论研究”课程。

1978年10月，出席在安徽芜湖市召开的“西方哲学讨论会”。提交论文《从莱布尼茨与狄德罗的哲学看对立统一规律在哲学发展史上的表现》。会议期间，他接受了杨祖陶关于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形成一个西欧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研究中心的设想，并商定了一些着手这项工作的办法。

1979年，积极参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发表《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关于“实践标准”的界线》（载《哲学研究》1979年第三期）等文章。

1980年，晋升为教授。

1980年10月，主持召开“全国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讨论会”。并向大会提交论文《关于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立的几个问题》。

1980年秋，写《百感交集怀李老》，纪念李达老校长逝世十四周年。

1982年7月，编订出《西欧唯理论派与经验论派哲学论丛》目录。

1982年11月，译著《人类理智新论》（两卷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83年1月19日至7月20日，赴法国作学术访问考察。期间拜访和会见了一些法国哲学界知名人士和莱布尼茨专家，如德里达、利科、贝拉瓦尔、董特、维特琳娜等，还应邀出席了在法国举行的国际现象学大会第13届年会及纪念达朗贝逝世2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

1983年3月，译著《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3年4月，与杨祖陶合著的《欧洲哲学史稿》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3年9月，出席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的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第一届年会。会上被选为该学会常务理事。

1984年1月，与萧箑父共同主编的《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4年夏，邀请法国巴黎一大哲学教授维特琳娜来华讲学。

1985年，写作《关于经验论与唯理论对立问题的再思考》。开始主编《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主持召开中南地区“欧洲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讨论会”。

1986年，被批准为西方哲学博士生导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1986年8月，《莱布尼茨论人的个体性和自由》在《德国哲学》第1集上发表。

1986年11月，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7年3月，与杨祖陶合著的《欧洲哲学史稿》（1986年修订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年1月，与杨祖陶合著的《欧洲哲学史稿》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8年4月，出席湖北大学哲学所主办的以“德国哲学中关于人的理论”为主题的国际哲学学术讨论会，并向会议提交了题为《莱布尼茨对主体性原则的贡献》的论文。

1988年春，《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发表，该文在哲学界受到普遍好评。

1988年秋，编订出《莱布尼茨哲学研究论文集》目录。

1988年10月，出席并主持在湖北省委党校举行的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第二届年会。会上，与汝信、朱德生一起被选举为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1990年，《谈谈对西方哲学的引进》在《社会科学动态》1990年第1期上发表。《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起源看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问题》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上发表。

1991年，《研究西方哲学的学术标准和目标》在《文史哲》1991年第5期上发表。

1992年秋，完成译著《关于实体的本性和交通的新系统及其说明》，并开始考虑写作《莱布尼茨》一书。

1992年冬，抱病写出悼念贺麟的文章《愿他的精神永垂千古!》

1993年春，《莱布尼茨的中国观》在台北发表。病情恶化。在病床上向后学交待《哲学与哲学史论论文集》的选编工作及《莱布尼茨》的著述工作。

1993年7月 病情进一步恶化。有时一连几天吐血不止，但还是念念不忘《莱布尼茨》的著述工作。

1993年8月23日上午5时30分，呼吸循环功能衰竭，病逝于湖北省地质局职工医院，享年72岁。

1994年11月，《莱布尼茨》（陈修斋、段德智著）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

1995年11月，《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段德智选编）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0年5月，其组织翻译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段德智、张传有、陈家琪译，陈修斋、段德智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003年2月，译著《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陈修斋译，段德智修订），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9年3月，《陈修斋论哲学与哲学史》（段德智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1年6月，《哲学人生：陈修斋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文集》（段德智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原载段德智编：《哲学人生：陈修斋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文集》，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52—556、565—566页）

附录四：

陈修斋著作要目

一、专著与论文集

《哲学史简编》（与洪潜、任华、汪子嵩、张世英、朱伯崑合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

《欧洲哲学史稿》（与杨祖陶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初版，1987年修订再版。

《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主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

《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与萧箑父共同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

《莱布尼茨》（与段德智合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

《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段德智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

《陈修斋论哲学与哲学史》（段德智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

二、主要译著

《历史中的耶稣》（6卷本，署名余先），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51年。

《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与关其侗、齐良骥合译），三联书店1954年。

《实用主义》（与葛力、张世英、舒贻上合译），三联书店1955年。

《狄德罗哲学选集》（与王太庆、江天骥合译），三联书店1957年。

《论自由》（与江天骥合译），三联书店1962年。

《自然宗教对话录》（与曹棉之合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

《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65年（内部发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人类理智新论》（2卷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

《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商务印书馆1996年。

《新系统及其说明》，商务印书馆1999年。

《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段德智、张传有、陈家琪译，陈修斋、段德智校），商务印书馆2000年。

附录五：

学界评价

“陈修斋同志对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开拓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与人合著的《哲学史简编》，是我国第一部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哲学史著作和哲学史教材；他参加编译的多卷本《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读》是我国编译出版的第一套西方哲学史原著材料。陈修斋同志一生著译宏富，影响很大。他翻译的《人类理智新论》（两卷本），是公认的现代译作中的力作；与他人合著的《欧洲哲学史稿》，曾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他的莱布尼茨哲学著作翻译和思想研究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沉痛悼念陈修斋教授》，《哲学研究》1993年第10期

“陈修斋同志在数十年的哲学生涯中，治学严谨，学贯古今，博识强记，孜孜不倦，善于博采众长，长于开拓创新，在我国西方哲学，尤其是莱布尼茨哲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众所公认的巨大成就，是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哲学其他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成就也是十分优秀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唁电，见段德智编：《陈修斋先生纪念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页。

“修斋是一位哲学史家，也是一位哲学家。”

——汪子嵩（著名希腊哲学史专家）：“我们需要这样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序”），见段德智编：《哲学人生：陈修斋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5页。

“修斋兄的爱智思想见之于行动，这说明了他是真的爱智者，真的哲学家，不是假冒的。”

——王太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怀念我爱智的挚友陈修斋兄”，见段德智编：《哲学人生：陈修斋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

“择善固执，不随风倒，这才是修斋的真正品格。”

——萧箑父（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怀念修斋”，见段德智编：《哲学人生：陈修斋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

“三十多年来，修斋的那种明辨是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畏人言的哲人风范无形地感染着我、引导着我；他的抛开个人荣辱得失、乐于奉献和助人的高尚精神，对我的为学和工作给予了无法估量的支持。”

——杨祖陶（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怀念良师益友陈修斋”，见段德智编：《哲学人生：陈修斋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页。

“先生为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翻译家、教育家，他是近代唯理论经验论、特别是莱布尼茨哲学公认权威，他译风严谨，译著等身，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尤其值得的是一生耿介刚直，追求真理。他的逝世是我国哲学事业的重大损失。”

——王荫庭（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教授）唁电，见段德智编：《陈修斋先生纪念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8页。

“陈修斋教授为人俭朴诚恳，治学严谨，孜孜不倦，献身于教育和哲学研究事业，是中国最有威望的莱布尼茨哲学专家。陈修斋教授还一贯关注中国和法国的哲学文化交流，在法国哲学界有许多朋友。陈修斋教授的事业和他的人格将永远记在我们的心中！”

——雅克·董特（法国哲学协会主席、法国普埃蒂埃大学荣誉教授、世界法语国家哲学学会主席）暨夫人爱莲·董特唁电，见段德智编：《陈修斋先生纪念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8页。

作者：段德智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