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9日）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兼院长）

尊敬的汤一介先生与各位前辈、各位同仁：上午好！

我很高兴应邀出席北大儒学研究院的成立大会。大概因为我是外地学者的代表，让我坐在台上。我很惶恐，如坐针毡，因为前辈师长钟肇鹏、方立天、楼宇烈、钱逊先生等都坐在台下。

记得我在读本科与硕士生时，我的老师、已故萧萐父先生就把汤先生请到武汉大学讲学，汤先生给我们讲过郭象与魏晋玄学，也讲过他那篇有名的论文，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与“情景合一”。最难忘的是汤先生与今天在会场上的几位先生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于1985年早春在北京办的第一期“中国文化讲习班”，我与冯天瑜及在坐的陈卫平兄等都是这个讲习班的成员，我们是“黄埔一期”的。讲习班先后办了五期，影响甚大。记得第一期第一个出场的大师是梁漱溟先生，他在结束演讲时说：“我60年前就说过，将来的世界文化必定是孔子与儒家文化的复兴，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我不一定同意梁先生这一结论，但很佩服他的人格精神。我们亲耳聆听了梁先生及冯友兰、张岱年、周一良、侯仁之、金克木、季羡林、任继愈、汤一介、李泽厚、庞朴、吴晓玲、孙长江、丁守和先生，以及来自海外的、今天在台上的杜维明先生，还有魏斐德、成中英、陈鼓应、邹谠等先生的演讲，一睹名家之风采，接受了许多新信息与新诠释，颇受教益。讲习班对于我们后来改变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绝对对立的看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们的心田播下了种子。那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波“文化热”。1985年底，汤先生、萧先生主持了在湖北黄冈举办的“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黄州还不是开放城市，第一次来了不少外宾（冉云华、杜维明、成中英，苏联的布洛夫及日本的坂元弘子等）与国内知名学者石峻先生等，颇受关注。那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大陆地区研究现当代新儒学的开始。我们也乘机在黄州办了“中国文化讲习班”。

我今天最大的感触是，北京大学曾经是“打倒孔家店”的策源地，而今天又成为创造性转化与重建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的重镇！从1919年5月到2010年6月，九十一年的翻转，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是我们时代的写照。我特别要指出，汤先生、北大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在中国文化根源性的重建方面，做了很多扎实的、使得“灵根再植”的工作，才有今天儒学研究院的正式成立。这是一个里程碑，是一个标志。汤先生领导的北大儒研院从事的是开放的新时代的儒学研究，是我们武汉大学与各兄弟院校学习的榜样。

我谨代表武汉大学国学院、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向汤先生与北大的师友表示衷心、诚挚的祝贺！几天前，6月25日，我们武汉大学国学院正式挂牌，今天在场的陈来、王博、陈卫平兄都参加了我们的挂牌仪式。我校国学院是今年3月成立的，这次是乘国际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与敝校共同主办“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敝校召开的机缘举行这一仪式的。正如陈来教授在致辞中所说，我校成立国学院“可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2001年，我与同仁在武大综合文、史、哲的师资，创办本科生国学试验班，当时全国高校尚没有办这样的国学班。我们坚持下来了，每年一届，至今已有了十个寒暑。该班旨在培养一批对我国传统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小学的基本知识、基础典籍和治学门径有深刻理解，能熟练阅读中国古典文献，至少掌握两门外文，且熟悉当今世界人文学术走向，又会熟练地使用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的复合型人才。国学班采用“小班授课、经典导读”的方式，克服了六十多年来我国大陆文科教育分科太细，又只有通论、通专史课程而不读经典的毛病。我们强调从认字开始，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文献学外，特重《四书》、《诗经》、《尚书》、《周易》、《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墨子》、《庄子》、《荀子》、《楚辞》、《文选》与出土简帛文献等的导读课程。自2005年开始，我校国学专业挂靠相关学科招收硕士生。2007年，我校正式设立国内首个国学专业博士点与硕士点，并报国务院学位办备案，2009年正式招生。我校国学硕士、博士点设有：1、经学研究方向；2、子学研究方向；3、史部典籍研究方向；4、集部研究方向；5、佛教与道教研究方向。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强调打好坚实的基础，又强调开放性，我们常请海内外专家给国学班同学上课。武大国学院是目前国内唯一具有国学本科、硕士、博士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研究单位。十年来，我们在国家主管部门尚未正式设立国学学科的情况下，本着小平同志“不争论”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努力实践，开拓创新。我们不为别的，只是想为将来留下一点能读古书的人，把文化传承下去，并与各文明对话。我们的教育不仅是知识性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具有崇高的社会理想、人生境界与做事的精神，故学生们一部分成为关心国事民瘼的读书种子，另一部分毕业后从事各项事业，也感到国学训练使他们受用无穷。

刚才，汤一介、李学勤、杜维明、陈来先生从不同角度谈到儒学研究在今天的意义与向度问题，启我良多。我认为，儒学研究、国学研究，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需要，是多民族统一的大国内在的本有的文化精神与核心价值观之重建的需要。百年来，我们习惯于仰人鼻息，西化、俄化，放弃了自己的立国之本，糟蹋了民族文化，把很多珍宝弃之如垃圾。

有关儒学研究，我想至少有六个向度。第一是儒学经典的研究。五经、十三经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教育之本，有很多宝贵的治理社会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社会习俗、社会生活方式的记录。儒家经典当然不仅只在经部，还在子部、史部、集部中，要花力气整理与研究。第二是儒家人物的研究，包括儒林传、道学传与地方志上的人物。现在中国哲学方面的博士论文、学术研究，多在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上扎堆，而历史上各地域很多很有影响的人物却没有人去研究，例如明代经学史上的陈士元、郝敬，明清哲学史上的胡承诺等。有许多人物的资料尚待搜集、整理。儒学不专属于中国，还有韩国、日本与越南的儒学及其经典、人物。第三是儒学历史的研究。我说的不仅仅是儒学精英的思想史，还包括社会史、制度史。由于我们的传统社会是儒家型社会，民间社会空间很大，民间自治组织很多，儒学与传统制度文明中的有益成份有密切的关系，如文官制度、教育制度、救荒济脤制度、监察制度等，可以总结并予以创造性转化。礼学中有关于衣食住行、视听言动、生死祭祀的规范规矩，家礼、家训中有不乏转化为现代公民社会的规范、规矩的内容。除了制度与规范及儒家美政美俗的功能之外，还有作为其中内核的以“仁爱”为中心的价值系统，更需转化。第四是儒学理论的研究，包括对现代性（化）与启蒙理性的反思，与自由主义、唯科学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的对话，乃至整个文明对话，还有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的新建构等。当前，特别要纠正五四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文化的诸多偏见，有很多看法相沿成习，积重难返，需要拔乱反正。第五是儒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建设，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新凝聚，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的认同，伦理共识与真正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仰系统的的重建，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的正面的积极的因素。我特别重视草根的民间社会的重建，例如湖北黄陂“信义兄弟”事迹的重释等。第六是儒学的教育与传承，培养后代。儒学重来都是与教育有着密切关联的。今天，从蒙学、幼学教育，到儒商的教育与干部、公务员的教育与培训，从家庭、学校到社会教育，儒学都有很大的空间。要重视对管理者、官员与公务员等加强君子人格的培养与心性的修养、陶冶。

儒家的工作不是停留在发发宣言、写写研究论文之上，儒生的本性在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有理想有人格，落到做事做人的实处，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扶掖青年，弘大正气，鞭挞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