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景海龙）4月19日晚，德国弗菜堡大学哲学博士、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哲学教授、国际哲学院主席、国际科学哲学院主席、国际黑格尔学会副会长、前克罗地亚科技部副部长，Jure Zovko教授，应陈波教授邀请，作题为“一个足以胜任的判断网络，而不是一个意见网络？”的线下讲座。本次讲座是“武汉大学科学技术哲学论坛”第12讲，在武汉大学振华楼威斯尼斯人wns579B214举行，由我院陈波教授主持，郝长墀教授评议，谢凯博副研究员等数10位师生参加。

主持人陈波教授

Jure Zovko提出，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培养我们的思想，增强我们的判断能力。成功培养我们的判断能力意味着专业能力、对一切代表着人类精神、文化和知识遗产的创造能力，以及对科学成就的反思性分析能力。因此，哲学不能仅仅满足于描述我们理解中的存在，或是重建一些哲学家的思想，还必须对它们进行分析。哲学的批判性基础是判断，而不是意见。或者说是一个判断网络，而不是一个意见网络。区分这两点非常重要，是哲学成功与否的基础。翻开那些哲学经典，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证据。

苏格拉底在《克里托篇》中就指出：“如何实现美好生活，不取决于大多数人的看法，而取决于有能力者的判断。”他解释道，当问题与我们所有人相关时，由于每个人的观点都非常不同，我们无法给出普遍有效的答案。解决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协商一致的意见作为意见的有效性形式。因此，个人实现美好生活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实践智慧”（phronêsis），这意味需要具备良好的判断力和卓越的性格。

报告人Jure Zovko教授

柏拉图在《裴多篇》用“第二次航程”来比喻追求真理的道路，其中同样也包含判断。他用看病的例子来比喻从信念达到知识的路径。我们对疾病的看法通过医生的知识得到改善，这被证实为一个良好的诊断。柏拉图对知识的最著名定义是；我们生活实践中的知识是在信念的语境中寻求的。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翻译，“知识是真实的信念再加上一个说明”或者“真实的信念伴随着一个说明”。而Jure Zovko更倾向于将其翻译为“知识是带有说明的真实判断”。

亚里士多德对分析方法是如何工作的进行了概括总结。他认为，我们通常所进行的分析是从得到认可的意见开始的，即那些被所有或大多数人或专家认为正确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觉产生了记忆，我们称之为记忆体验；因为数量较多的记忆形成了一种单一的体验。从经验中，或者从灵魂中已经存在的所有宇宙中，产生了一个技能的原则或理解技能的原则，处理且理解事物是如何发生的。”其中的第一步，感知，就需要我们做出区分，或者说做出判断。

复杂的判断过程是康德谈到人类知识的两个根源的原因：没有感官，我们就不会得到一个对象；没有理解，我们就无法分析、判断它。他强调，即使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始于经验，也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源于经验，我们的心理活动仍然是第二个来源。康德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是无用的。”中间的差距就在于判断具体内容的能力，即一种理论知识是否可以应用于实践中。康德已经认识到，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可以通过反思性判断来弥合。Jure Zovko还谈到了雅科·亨迪卡对康德观点的解读和评论，还论及了皮尔士的溯因推理（最佳解释推理）、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方法、波普的发现逻辑等。

Jure Zovko指出，蒯因把我们的全部知识比做信仰之网，是一种人造织物，只在边缘影响经验。这个信仰之网又被比做纽拉特之船，人类就像是在广阔海域上航行的水手，修船使用的不是木头甲板，而是信念。因为这艘船永远不会靠岸，所以就没办法将信念一次性全部换成新的，如果在航行中出现问题，就修理一下，换一块信念甲板。Jure Zovko认为，这是一个脱离生活实践的空洞说明，它用一个乌托邦式的隐喻来解释哲学和科学之间的联系，其结果是无效的。我们应该在对现实的理解和解释中预设一个形而上学的支点，我们的经验不仅是意见网络上的认知嵌入，而且还是判断网络的合理产生。蒯因不仅忽视了判断对获取知识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将知识的综合和系统化看作是与哲学完全分离的过程。

解释这些理性过程的问题是否可以被科学所回答，这至少部分地是存疑的。但在科学的发展中总是有一种隐含的追求，即将经验的多样性、各种科学发现、例子和实验的结果系统化，形成统一。康德认为，系统化的科学目标是人类推理的结果，这种科学综合、系统积累、知识组织和每项科学理论的形成对康德来说是理性原则之一。

知识和判断的应用问题科学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例如在医学上出现的最常见错误诊断不是因为科学知识的失败，而是因为错误的判断。医生的专业知识不仅依赖于他们纯粹的科学训练，还取决于他将经验和一般性知识应用于具体生活情况的能力。

Jure Zovko认为，判断不仅是人类理性的中心，而且还是我们的经验、知识、理解和行动作为一个整体的核心。要想成功的强化和培养我们的判断能力，就需要批判性的审视现有知识，并对它们在具体实践中的应用进行细致的考察。同时，判断能力的培养也可能受到现有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制约，这也影响着科学研究。

评论人郝长墀教授

在评议环节，郝长墀对Jure Zovko的报告表示感谢，并对报告内容进行了总结。他赞同Jure Zovko的观点，认为培养我们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分析能力或哲学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做出一个判断，更重要的是，能够做出一个正确或好的判断，是一种哲学活动。哲学应该由好的或合理的判断组成，而不是糟糕的观点。

他指出，当我们做出判断时，需要关注许多因素，即判断作为一种活动、判断的功能、判断的对象或内容、做出判断的情况、判断的目的和做出判断的人。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个：判断的对象或内容，判断作为一种活动，以及判断的主体。

首先，一个判断可以是关于任何事情的，例如我们可以对虚无或悖论做出判断。有些判断可能具有完美的逻辑形式，但它们没有一个可供明确表达的对象，例如什么是无，什么是有。但这些判断不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它们没有给我们知识。当一个人说“虚无是虚无”时，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不过在我们的一般生活中，判断主要是关于价值与知识的。

其次，当我们做出判断时，这并不是在进行一种理论性的活动。例如一个人说“这个锤子很重”，他可能想表达的不是锤子的重量，而是指这个锤子派不上用场。判断还可以是一种道德上的活动。例如在圣经中，耶稣基督警告人们：不要审判别人，因为别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审判你。当判断作为一种与我们的实际生活、道德或宗教生活相关的活动时，它不会产生知识。

最后，谁是做出判断的人，又是谁对谁做出了判断？判断主体一定是一个认知的主体吗？我们可以做出不同类型的判断，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往往既是做出判断的人，同时也是被别人所判断的对象。当我们说哲学的成功是建立在判断的基础上时，它是对哲学家们做出好判断的一种回应，同时其本身也是一个合理的判断。并且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我们不会做出任意的判断，当一个人要做出判断时，他已经被召唤去做出一个好的、负责任的判断。

此后，陈波、郝长墀、谢凯博和在场同学关于讲座内容与Jure Zovko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多问题，Jure Zovko也一一进行了回应。

与会人员合影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