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彭文楷） 10月14日晚，应威斯尼斯人wns579陈波教授邀请，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科学哲学和认识论教授，芬兰科学院、欧洲科学院、国际威斯尼斯人wns579、国际科学哲学院院士马丁·库什(Martin Kusch)通过网络平台开始了他在武汉大学开设的“关于相对主义的四次讲演”的第一讲“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相对主义”。讲座由陈波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哲学系楼巍教授评议，国内外共600余名听众通过线上直播参加。

马丁·库什教授主讲

陈波教授主持

讲座以保罗·博格西昂（Paul Boghossian）在《对知识的恐惧》一书中提到的“相对主义的主要论证”（MAR）为切入点，设想维特根斯坦将会如何看待这个论证，以及如何看待博格西昂对这一论证的批评。库什假想了两人之间的对话，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说明后期维特根斯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相对主义者。

库什首先区分了认知绝对主义和认知相对主义，前者是指：存在着绝对的认知事实，更具体地说，并非所有的认知事实都是相对于不同的认识系统而言的，也并非所有的认知系统都不能绝对地区分出好坏；后者却认为不存在这样的事实。他以此展开了对 “相对主义的主要论证”的介绍：当我们遇到其他替代性的认知系统时，我们必须合理地证成我们自己的认知系统，然而我们所依赖的唯一资源却也就仅仅是自己的认知系统，这样的自证是不合法的，因此我们便无从证成自己的认知系统的合理性。那么，最终我们便只能说不存在绝对的认知事实，相对主义才是对的。博格西昂认为，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的§§602‑612采用了这种论证策略，提出了某种认知相对主义。

库什认为，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是一种“基于距离的相对主义”，维特根斯坦构造了一种基于文化距离的关于确定性的同心圆递减模型，以认知主体为中心，依次向外扩展至朋友、同文化圈下的其他人、儿童等等，直至其他文化和宗教圈，相对于主体的确定性依次递减。这种相对主义遵循以实践为中心的排他性，即观点在后果上的不相容而非观点本身的不相容。

库什以维特根斯坦所举的关于科学（物理学）与神谕的例子为其相对主义做进一步解释：由于我们的物理学知识比真正的物理学家差远了，既缺乏证据又缺乏系统性，所以我们对物理学的相信是一种准宗教式的盲目相信。但这种盲目相信并不会影响物理学在我们认知中的确定性。然而，我们同时又会认为宗教信徒接受神谕的做法是原始、愚蠢且错误的。因此，维特根斯坦认为诸如“原始”“愚蠢”“错误”之类的词仅仅是争吵中所使用的口号，无法做到严格的证明。两者的对比造成了认知上的巨大矛盾。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认为，维特根斯坦这里的观点与休谟的怀疑论有着深刻的关联。

然后，库什引入了博格西昂的“盲信的权利”概念，对相对主义展开了批评。博格西昂认为：首先，替代性的认知系统需要是融贯的；其次，我们有着盲信的权利，相信自己的认知系统并不需要严格的证成，只需要盲目的大概印象；然后，如果其他认知系统足够好，我们就会去采用；并且，基于盲信权利，由于当前的理由并非完整，我们实际上也可以进行自证。因此，我们便可以证成自己的认知系统的合理性，认知相对主义是错的。

库什设想了维特根斯坦对此可能的回应：虽然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也曾提到过“盲目遵守规则”，但这种盲目并非是一种权利，而是实际的行为方式，“盲信的权利”更像是一种口号，是对我们本能反应的高级说法。

博格西昂的批评的第二个切入点是替代性的认知系统。博格西昂列举了目前我们的认知系统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并认为替代性的系统至少要在某个基本的原则上与我们的系统不同。并且常见例子中的一些所谓的替代性认知系统（例如贝拉明主教、阿赞德人以及奇怪的木材商）并不符合替代性的标准。

库什再次设想了维特根斯坦的回应。库什对比了维特根斯坦和博格西昂关于替代性认知系统的设想：维特根斯坦只要求在一个范式性的、具体的、动态的、语境性的、可能不合理的以及与内容紧密关联的系统中的确定性；而博格西昂则规定了某种理想化的、抽象的、静态的、与内容相分离的系统中具备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对于替代性认知系统，博格西昂有一个精确的标准，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则并没有。

接下来是关于以下三个具体案例的讨论。

在伽利略案中，贝拉明主教引述《圣经》中的《启示录》来为托勒密体系辩护。博格西昂认为，将《启示录》作为证据是基础主义的，并非是融贯的，因此不能构成替代性认知系统。而库什替维特根斯坦设想后说到：《启示录》也需要《圣经》中的其他内容做进一步的支撑，因此也可能是融贯的，我们也需要更加动态地去思考认知系统的概念。博格西昂认为贝拉明想要的是能够被证成的合理性，而很可能这只是某种确定性。

阿赞德人相信神谕，并且他们的语言中有着奇怪的不存在假言推理的逻辑。博格西昂认为，神谕与贝拉明主教的《启示录》类似，不能作为替代性认知系统的原则。而奇怪的逻辑只能说明在翻译上的困难，而并不能说明这是替代性认知系统。库什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回应是：我们无法将博格西昂对于《启示录》的批评迁移至神谕上，因为《启示录》的问题在于融贯性，而神谕则不然。而对于奇怪逻辑的翻译只能是使其意义足够接近，但差异仍然存在。

奇怪木材商的例子则是说，这个木材商不按常理卖木材。博格西昂认为即便如此，木材商也不能否认任何我们认为显而易见的事情，否则就会被骗，是逻辑疯狂或无意义的。而库什认为，维特根斯坦会这样回应：木材商就是这么做事的，并且这种行为在他们的社群中发挥着作用，并且在我们的文化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无意义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能对木材商进行批评。并且库什引用了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方法避免了叙述中可能存在的矛盾。

最终，库什得出结论：《论确定性》的§§602‑612采取了与博格西昂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刻画认知系统的概念，因此并不支持博格西昂提出的“相对主义的主要论证”。但《论确定性》确实引入了大量关于相对主义的讨论，并且维特根斯坦对博格西昂的反相对主义论述的挑战是富有希望的。

楼巍教授评议

在评议环节，楼巍教授简单总结了讲座内容，并对此做了高度评价，认为如果将其整理成论文，他将极力推荐给其他人。楼巍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在“基于距离的相对主义”的同心圆模型中，库什将儿童加了进去，而楼巍认为儿童不应被纳入考虑，因为儿童尚未完全掌握语言。二是我们能否怀疑或证成其他文化中的东西？楼巍认为我们甚至都难以描述它们，那么更进一步地，关于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讨论是否在根本上是一个无法言说的问题？就像维特根斯坦眼中的关于观念论、实在论之类的诸多形而上学问题那样。三是应该如何理解《哲学研究》中的“生活方式”概念。

库什回应道：之所以加入儿童，不是因为个人考量，而是因为维特根斯坦自己就以儿童举例。而关于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是否无法言说，库什认为，早期维特根斯坦由于受维也纳学派影响，拒斥形而上学，因此会认为这无法言说。并且早期维特根斯坦热衷于某种上帝视角，因此是一个绝对主义者，但后期维特根斯坦绝不是这样的，他后期的观点其实与库恩的范式相对主义类似。而“生活方式”的概念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一些哲学家会认为这是指的文化圈子，而另一些则不同意。

随后，与会的南方科技大学袁海军教授提问：一是讲座中提及了休谟与维特根斯坦的关联，能否对此进一步补充？二是休谟的社会哲学是什么样的？

库什回应道：休谟倾向于将形而上学化归为心理学，因此他的哲学是心理学导向的，而维特根斯坦则更强调语言，因此是语言导向的。但两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关注社会学、人类学的内容，他们的哲学是某种社会哲学。休谟的社会哲学关注社会约定，认为个体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现象。库什认为，休谟的理论在二十世纪早期是不可绕过的，因此维特根斯坦与休谟的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

讲座互动现场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