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当代新儒学与当代世界

（作者：周恩荣 来源：光明日报2005.10.18 理论周刊 第8版）

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威斯尼斯人wns579、武汉大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台北《鹅湖》杂志社、台北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台湾桃园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等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于2005年9月在武汉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色列、比利时、新加坡等国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和内地的14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儒学、当代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这一主题，就熊十力、牟宗三与现当代新儒学三代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当代新儒学与宋明儒学、当代新儒学与西方哲学、当代新儒学与佛学、儒家伦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及其创造性转化、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性、儒学在当代的作用与意义、儒学与文明对话、儒学与当代各种思潮、儒学与启蒙心态、当代新儒学如何深入发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现时代儒学本身的创新尤其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关于儒学以什么方式融入生活世界的问题，与会专家、学者在当代儒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走向上各有偏重，因而产生了一些分歧。但多数专家、学者主张反省现代性与全球化，思考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科技、东方与西方、全球化与本土化等问题，积极参与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的建构。不少学者分析、评价了儒学作为伦理共识与族群认同的基础，在当代坚持社会正义、构建和谐社会，沟通海峡两岸民众的心灵的积极意义，探讨了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理念的现代转化。

儒学创新的哲学反思

（来源：长江日报）

编者按：经历过一个多世纪的文化冲突，特别是近百年的社会变革和文化选择的互动，人们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和判断。而儒家学说在经历了从“神坛”到“祭坛”再栖身于“学坛”的锤炼后，如何回应全球化、西方化过程中各种思潮的挑战，通过其创造性的转化，在现代社会中展现其存在的价值与发展的可能，重新走向民众的心灵，走向生活世界是每一个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在深思的问题。在近日于武汉大学召开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上，当代新儒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和武汉大学的郭齐勇教授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回答。

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与西方启蒙精神的对话和辩难，使得文化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能够建构，那么，儒学的人文精神也将成为与启蒙的人文精神相互补充的世界性价值。

■杜维明

儒学经过曲阜经过中国再到东亚，历经近2000年的发展，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进入了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这样一个宽广的论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儒学要发展，要走向世界，必须通过和现在具有强势的西方现代启蒙运动的人文精神进行对话而实现。因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个人的尊严价值、自由人权等思想源流都来自西方的启蒙运动。

但是启蒙运动的人文精神也有盲点、有缺失。如果儒家的人文精神能够与启蒙运动的凡俗的人文境域进行对话、辩难，进行互相批评、参照，则可以为儒家的全面发展包括核心价值、学术传统乃至实践儒学提供发展的启示。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为全球的社群特别是知识分子提供参照，因为儒学在宇宙论和人生观方面具有非常珍贵的资源，这也是儒学研究者的责任。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与西方启蒙精神的对话和辩难，使得文化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能够建构（当然，我希望这种主体性是多元的、开放的，能够承认和充分认可其他的主体性，而不是一元的思维。我们要在不同文化主体的对话之中增加我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我批判精神，通过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方面的思考来进行调适），那么，儒学的人文精神也将成为与启蒙的人文精神相互补充的世界性价值。

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是西方现代思潮的两大来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罗素等哲学家代表的哲学传统和摩西、耶稣基督、阿奎那、马丁·路德等代表的宗教传统在历史上虽然有交流和抗衡，但是没有阿拉伯文化的发展，文艺复兴是不可能的。

现在面对未来，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能不能平等互惠地对话，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所谓对话除了容忍以外还应该承认对方的存在，在承认对方的基础上互相尊敬、互相参照、互相学习，从而为人类社群的精神资源的不断丰富创造条件。这一点西方很多学者、哲学家都有这样的自觉。但是，因为宗教和哲学在西方属于不同的观念世界，这种自觉受到极大削弱。

哲学和宗教判然不同是西方特色。这种特色不能解释其他轴心文明的精神旨趣。儒家的典范人物都是深具人文情怀甚至终极关怀的哲学意味非常浓郁的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是思想家，也是思想领袖，他们同时也从事于现代西方学者所说的“精神磨练”。

我们受到西方启蒙的影响，常常把儒学定义为哲学而非宗教，但也有人质疑儒学到底是不是哲学。儒家入世的核心价值（即所谓“仁、义、礼、智、信”）固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传统的基本教义大有不同，但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确有深刻的终极关怀和广义所说的宗教含义。不了解儒家的精神特性，便无法体会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部内涵。它不是在凡俗世界里改变凡俗世界或者认同凡俗世界，而是“入世”，对我们所处的世界进行大幅地改造甚至全新地转换。因此儒家传统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这与它基本的价值取向有很大关系，它“不为世转，而要转世”。儒家所谓“经世致用”不仅是政治管理，也是教化，通过对身体、心灵、神灵各个不同的层次的自我调适、陶铸，以及对政治制度、文化的关注，展现其根本价值。所以我们看到传统的儒学家里没有不会做事、缺乏现实经验、不了解日常生活的圣人。这与西方的哲学家、神学家、僧侣阶级大有不同，而体现了具有儒家特色的“精神磨练”。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体现，而日常生活有非常深刻的人文价值，这在王阳明、朱熹等人那里都有非常深刻论证，不是一时的玄想。

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不同于其他的轴心文明，它的宗教性和现实性融合无间。儒家的精神世界是扣紧了身体、家庭、社会和地球而展开的，所以它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不是狭隘的文化主义、民族主义，也不是狭隘的家庭主义，更不是狭隘的个人主义，而是扎根在个人、家庭、社群、地球，又要超越这些限制建立“万物为一体”的理想世界。这中间也有非常严格的哲学思考的路线。儒者以为人生的终极意义可以也必须在人伦运用之中来体现，人和一切存有都有休戚相关的联系，人心应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自我、社群、自然和天道四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了儒家人文精神的境域。

同时，通过对话来丰富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也可以为建构对话文明提供基础。以此，儒家的人文精神是既全面又深入，同时提出对话。从《论语》开始一直到宋明理学，对话是它的核心价值和意义，所以儒家可以为我们发展出一种对话的文明。

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经过三代思想家的努力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五四”的哲人，面对西方启蒙心态的冲击，试图重建儒家传统的理论体系。严格地说，儒家的思想家在“五四”运动到建国以前的30年，其基本的精神是如何与西方启蒙对话，如何通过以西方启蒙运动所创造的普世价值—自由、人权、科学、民主—为原则，汲取德国理想主义，法国生命哲学，英国经验主义或美国新实在论的思想资源，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转化为现代精神的体现。台港的新儒家，在巨大变革的文化氛围中，洞察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深思人文精神的前景，为儒学开辟了哲学领域。他们回顾人类精神文明的大传统，探究西方典范哲人的思维方法。融会欧美现代思潮的精华，表现出深具忧患意识的中国人的心灵世界。

五四哲人和台港新儒家所积累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今天我们的哲学反思应在更宽广的视野，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更全面而深入的人文关怀中进行。

（1）我们应在欧美日益专业化的哲学分析中培养基本功，但我们不必局限在逻辑、认识论、存有论、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的范围中，而应特别关注与儒家有密切联系的伦理学、美学和宗教哲学的发展。我们应该对不同的宗教传统进行思考，使哲学回到哲学自身真正的价值——“智慧之学”，因此我们要把哲学从烦琐的知识分析哲学中拯救出来，拓宽我们哲学的视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跳出职业哲学家的封闭心理以开阔的胸襟面对错综复杂的生命世界，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锻炼思想的能力。我们应以有思想家素质的哲学工作者自期而不应投身于学院哲学的纷争之中。

（2）孕育我们学术能力的知识资源，除西方的传统外，还应来自古今中外世界各地：轴心文明、原住民和当代思潮。我们应该通过文明对话来丰富儒家的内涵。

（3）现代西方的启蒙是我们思想结构中的组成部分，通过对话培养我们的批判的精神，我们对它的同情了解和批判认识也是深化儒家传统的自我反思的能力。

（4）中国的儒家传统应参与文化主体意识的创建。儒家的视域中，主体性应是宽广的、开放的、包容的，当然也是批判的。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日本的、韩国的、越南的。儒家传统的复兴应是东亚和东南亚的共同事业。

（5）中华民族的资源是多元的。传统的五教（儒释道回耶）和当今在文化中国盛行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左翼思潮都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参照。

（6）儒家传统是超时代、跨文化和多学科的人文现象。儒家哲学是多层次、多维度的生命哲学。哲学反思的特色不只是描述和诠释而且是创造。儒家哲学，严格地说，不仅是中国哲学、东亚哲学，也是世界哲学。它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

当代新儒学与当代世界

——访威斯尼斯人wns579院长郭齐勇教授

（来源：长江日报）

我们说的文化复兴，不仅是儒学的复兴，应包括各种前现代的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俗文化的复兴，尤其是多元文化的共存，特别是与今天各种新文化的交叉互动。

记者：我们注意到，本次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的主题是“儒学、当代新儒学与当代世界”，当代新儒学新在什么地方?它跟传统儒学有什么区别?

郭齐勇：这个问题要回答周全，涉及的内容非常多。简而言之，现代新儒学与传统儒学是相对的。冯友兰先生把宋明理学叫做新儒学，海外沿用了这一说法。但我们说的现代新儒学不是宋明理学。宋元明时期的儒学叫“道学”或“理学”，是中国儒学与中国化了的佛教、佛学，中国本土的道教、道家的整合，以儒家为主导。

20世纪20年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新儒学与传统儒学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它的历史境遇上。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有些人把失败的最终原因归结为中国文化落后、尤其是儒学落后。这种思潮到了五四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形成了一些诸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等极端思想。西方化，直至今天所谓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等，与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并中国化的过程，的确不可同日而语，它涉及从生产方式、生存状态、社会结构直至认识、审美、终极信念等方面，可以说这是一个从器物文化层到制度文化层到核心价值系统都有波及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现当代新儒家面对的困境是空前的。

当然，“五四”运动不只有一个传统，“五四”运动中同时产生了回应西方挑战、发掘自身文化价值的传统。其中，从哲学上与文化精神上逐步自觉地、有深度地融合东西方价值的，则首推现当代新儒学思潮。这些体认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与传统儒学最大的不同，在于提炼儒学的现代性与世界性，力图与世界各种思潮对话，在参与中把儒家价值贡献给现时代，贡献给世界。

记者：那么现代新儒学在它的坎坷历史中主要贡献体现在哪里呢?

郭齐勇：刚才谈到，现代新儒家的主要工作或贡献是：引进西方价值，改造传统文化，并重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中国哲学的自主性。第一，努力证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峙。现代新儒家认为，中华民族固然需要吸收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性，但是，中西并非二元对立的，培育、发展现代性完全不必也不应以反对传统文化为前提，二者应该而且能够很好地兼容。第二，彰显民族文化的特质，促进跨文化比较、对话和融合，积极推进“文明对话”，展示“文化中国”的固有精神魅力。如果某种非西方文明或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失掉了本己性，必将导致人类未来文化的同质化，不仅使文明对话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将会把人类引向死胡同。第三，努力参与“全球伦理”的建构。第四，就道德勇气、担当精神、友爱、宽容、人格独立与尊严等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群而言，儒学可以与现代民主，与自由主义相沟通。

记者：儒学近些年在国内外重新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激烈的讨论，作为一名儒学的研究者，您认为我们应怎样看待儒学在当代的意义？

郭齐勇：这是人们经常问及的问题。儒学在旨归上是关怀社会、关怀人民的。《周易·系辞》讲“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就是说学术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的。但不同的学术解决的生活问题不一样，不同的学术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儒学有社会制度层，有精神归趣层与实践生活层等等。儒学强调践履，它不排斥对确定的知识的追求，但跟以追求确定的知识为旨归的知识学不大一样。宋儒张载的四句话可以经典地概括儒学的旨归：“为天地立心，为尘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然，事实上儒学至今没有开出太平盛世。事实上，任何一家学术都不可能单独担当开万世太平盛世的重任，但在促使人类向着这个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每一家学术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儒学在安身立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即内圣方面与外王方面有它自己的功用。除了纯净人的心灵外，制度方面尤其重要。现代制度文明与前现代制度文明有非常复杂的关系，例如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官制度与中国儒家社会制度的关系，例如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对传统监察制与考试制的吸收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又要避免一种倾向，即工具化地对待儒学。这种倾向有两种表现。一是利用儒学，把儒学作为向他人说教的工具，自己却为所欲为。当然，这不是儒学的错，而是那些利用者的错。二是把社会的一切是是非非都归结为儒学的结果。我们不能向儒学施加它不能承担和不应承担的责任，儒学不能包打天下。

记者：儒学近年来重新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有不少学者将其称为“儒学的复兴”，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郭齐勇：作为一个儒学的信仰者，同时作为一个儒学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作为国学教育的实践者，我很欣慰；但我同时是个学者，所以，我在高兴的同时，更会冷静地思考，国学、儒门淡泊鞍马稀几近百年，为什么今天被人们看重。第一，这是社会的需要，是老百姓精神生活的需要。较之10多年前，中国内地的民间社会对国学与儒学ABC的了解的需求激增。10年来，我在教学之余，应邀在民间与企业中讲“四书”和“老庄”。这些经历让我有机会了解，有不少家长、中小学教师主动与孩子们一道诵读《论语》等经典。第二，儒学重新受到重视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国家力量的迅速强大。很多中国人外国人都把古老的中国为什么又焕发出了生机活力的根本原因找到了文化上，同时归功于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学。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儒学因为国家强大而受到重视、崇尚的逻辑，与一百年前儒学因为国家衰弱而受到冷漠、轻视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是从经济也就是非常简单直接的物质实用来看到儒学(或者文化)的，亦即是把经济是否强大作为儒学(或者文化)是否优秀的标准。按照这种因果思路，是有问题的。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儒学的复兴?目前我还没有系统的看法。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摆脱上述经济决定文化的因果关系的思路。儒学的复兴，应该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寻找原因。百年来，由于对儒学一直不够重视，同时，由于“五四”运动中存在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偏颇，由于“文革”的摧残，使几千年来一直被倡导的，而且许多已经贯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或儒学)观念遭到了极大的颠覆，引起中国人的精神危机。为了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为中国人安身立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就有必要重新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而儒学回到日常生活，就是找到了它的家，它的根。

记者：今天，中华民族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请您谈谈您对现代新儒学、儒学以及传统文化发展的展望。

郭齐勇：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民族认同、伦理共识，需要社会文化资本与民族文化的资源。(各国的现代化都是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文化传统的复兴是不可能的。这里所谓“中华文化”是广义的，包括中华各民族的，包括社会上层与下层的；这里所谓“传统”是流动的、多元的(包含五四以来的新传统)：这里所谓“复兴”，并不是“照着讲”，甚至也不是“接着讲”，不是“复古”“复旧”，而是创造性转化。这才能为民族复兴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按照这种理解，我们说的文化复兴，不仅是儒学的复兴，应包括各种前现代的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俗文化的复兴，尤其是多元文化的共存，特别是与今天各种新文化的交叉互动。

最后，民族文化的复兴，在制度层面如何落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儒学的复兴不是复古，不是刻舟求剑，而是发掘历代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源，面对现实问题，认真地反哺、扬弃，作创造转化。有的文化要素，例如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理念，例如“五伦”观念等，清除、检讨历史附着其上的糟粕，完全可以成为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精神的食粮。实现民族复兴，当然需要借鉴儒学以外的传统和包括中东、欧美、印度、韩国、日本等古今传统的更广泛的思想资源，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现代新儒学本身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本身并不只限于儒学，其代表人物对道家、佛教的研究与吸收，以及对民间文化的吸取，向民间社会的释放，向西方社会的开拓，都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