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

（原载《学习时报》2009年7月20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文化发展论坛》、《有道热闻》、《北京大学培训中心》等媒体曾先后转载）

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和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于7月11日与世长辞，走完了他93岁的人生历程。作为我国一代学人的楷模之一，他的学术人生，差不多浓缩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追思和效法他的为学为人，对于进一步推进和繁荣我国的学术事业和文化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任继愈先生是我国当代最勤奋、最多产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专著主要有：《老子今译》（古籍出版社，1956年）、《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中国哲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老子全译》（巴蜀书社，1992年）、《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墨子与墨家》（商务印书馆，1998年）、《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任继愈禅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老子译续》（书目文献出版社，2006年）。他所主编的著作（含辞书）主要有：《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人民出版社，1983—1998年）、《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中国道教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年）。

任继愈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是，从长时段的观点看问题，他的最具影响力的贡献还是在宗教学方面。任继愈先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任继愈先生就在《哲学研究》、《学术月刊》和《敦煌资料》上发表了《禅宗哲学思想略论》、《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和《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佛学论文。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开辟了中国佛学和宗教学研究的新方向，可以说是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不仅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也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凤毛麟角”的赞誉。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担任所长长达21年之久。在此期间，不仅主持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宗教词典》、《道藏提要》等专门工具书和《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等重要书籍，而且还上马了《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等大型集体攻关项目，创办了国内首份宗教学术期刊《世界宗教研究》及其译丛性姊妹刊物《世界宗教资料》（后改版为《世界宗教文化》）。他不仅于1979年主持召开了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长期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宗教学学科规划评审组召集人，而且还发起成立了全国性宗教学术研究社团“中国宗教学学会”和“中国无神论学会”，并亲任第一任理事长和会长。任继愈先生对新中国宗教学在其发轫期的运筹之力和推动之功是无可替代的。

任继愈先生还是新中国哲学史学科和当代中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自1963年出版后，长期用作教材，并获国家教育部特等奖。他不仅于1977年底提出了“儒教是教说”，引发了我国中国哲学史界和哲学界近三十年的学术大讨论，而且还亲自撰写了《儒家和儒教》、《论儒学的形成》、《儒教的再评价》、《朱熹与宗教》等一系列论文，完成了“儒教是教说”的理论创造，不仅为中国特色宗教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开辟了新路，而且，也为重新理解中国哲学的内涵和发展脉络开辟了新路。

任继愈先生在古典文献整理方面成绩斐然。1983—1997年，他主持编撰完成一亿多字的《中华大藏经》（获国家古籍整理一等奖）。他还主编规模达150卷的《国家图书馆藏遗书》，担任规模达7亿—8亿字的《中华大典》的总主编（并亲自兼任《宗教典》和《哲学典》的主编），担任重新校订出版《二十四史》的总主编。在当代中国学者中，罕有出其右者。

任继愈先生虽然为人低调，但在为学方面却不仅脚踏实地，而且意境高远。任继愈先生曾经请人为自己刻了一枚图章，上书“不敢从心所欲”。他说，“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其实，任继愈先生还应该为自己刻另一枚图章，上书“敢从心所思”。他喜欢斯宾诺莎的一句话：“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但是，他还是在需要“特立独行”的时候，敢于“特立独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他挺身而出，开展佛学研究；在这样的时代刚刚结束之际，他又挺身而出，提出“儒教是教说”，向“中国无宗教”这一“五四”以来的流行观点发出挑战；在学风普遍浮躁的时代，他又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坚信中国近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文化大家”，坚信“中国真正的文化勃兴的时代将会到来”，从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后半生的主要精力放在“整理文献”、“积累资料”的准备工程上。

任继愈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能够“继愈（韩愈）”的少数学者之一。“浩荡为学，高尚做人”可以看作是他留给我们的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