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记者刚刚路过的一楼完全不一样，那里的景象是人声鼎沸，学生们出出进进，因为周末人文馆漂亮的会议厅有讲座，不少学生在清理会场，而讲座的宣传黑板前也站满了人。

而楼上这间教师休息室并不大，只有大约十几平方米，摆放着一个小书架、一个长条桌、几把椅子。每个周末，这个“陋室”里都会传出读书声。读书的人不是大学生，而是老师。

据介绍，武汉大学有十几位三四十岁的青年教授、副教授自发地组织了一个读“经”小组。每逢周末，这些来自中文、哲学、历史、图书情报、心理学等院系的老师便聚在一起，朗读国内外的经典学术文献，已经坚持了四五年，寒暑无间断。

“现在，高校里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甚为严重。如果连老师都不能恪守学术道德，更何况学生呢？搞学术的人，就得坐好冷板凳！”中文系的程水金老师虽然是副教授，但在古文字方面颇有研究，大家在学习《说文解字》的时候，都称他为“大师”。

他认为，现在表面上看学术繁荣，教授们今天一本书明天一本书，不断有著作、成果问世，可实际上都是雾里看花呀！

“我们这些40岁上下的人在读大学的时候，老师没有要求我们必须读原著，看的都是别人的转注，很多观点成了以讹传讹，所以教书时间越长，越觉得自己知识不够用、没有底气。后来到国外读书讲学，发现人家的教授研究经典文献的功力都很深，我们的差距一下就显出来了，只能补课！”历史系教授杨华向记者介绍读“经”的初衷。他们来自不同的系，有研究中学的西学的，研究哲学的历史的，本来自己在家闷头读书也可以，但大家聚在一起既能增加读书的趣味，又可以完成知识的交融和对撞。

翻开这项活动发起人吴根友的《说文解字》，前半本圈圈点点，密密麻麻做满了注释和眉批，而后半本则像新的一样。“你们用多长时间学了这小半本书？”记者问。

“4年多吧。”杨华说，从2000年12月24日大家开始读“经”，周周坚持，如果谁遇到国际会议和出差讲学，自己还要私下补课看笔记。

“速度这么慢啊，那这么厚的书全读完岂不是要八九年的时间？”

杨华点点头说，我们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砥砺君子人格”。因为大家都看不惯目前学术界的浮躁学风，教授们为了发文章、出书、评职称、扬名而忙忙碌碌，很难有时间坐下来读书了。

“这样的风气光靠几个人是改变不了的”，正如程水金老师认为的那样，只有尽量静下心来，扎扎实实读点书，“我们这样可不是为了今天读了什么明天就要写一篇什么文章，这样没意思”。

所以，曾有电视台记者听说此事，要求采访，大家商量后委婉拒绝，“这事说出去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还是读自己的书吧”。要不是本报记者执意“硬闯”，老师们的读“经”生活是不会见诸媒体的。

“开始开始吧”，已经有老师觉得记者打断了他们的学习。7位老师轮番高声朗读，其他人跟着默读，如果没有疑问，就继续。但实际上进程并不顺，经常没念几行就读不下去了。程水金虽然曾多次通读《说文解字》，但并不是每个字都能当场说出，也要沉吟片刻、推敲一阵再作解答。

在这里，没有师生之别，每个人既是老师也是学生，连旁听的记者也可以当场发问质疑他们的解释。一位老师说自己读“经”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其他老师却摇头：“不能这么说，我们就是读书。”

心理研究所的副教授师领从加拿大学成回国，学的是医学，同时西学底子挺厚，但在这里就像小学生。他喜欢哲学，不过，“如果没有经学、‘小’学的底子，他再有名，搞的哲学我也不看。国内的教授们就喜欢套用西方福柯的观点”。

武大出版社的陈老师向记者介绍师领，他认为做学问要全力以赴，为了躲避各种俗事琐事，他拒绝在家里安电话，直到领导出面要求。“我反对多带研究生，现在的教授一人就带几十个学生，能教好吗？把一个两个好好带出来就不错了。”

中国政法大学的杨玉圣教授最近又在学术批评网上揭露了一起抄袭事件，老师们为此而摇头。

“学术应该有更高的目标。”36岁的哲学系副教授丁四新说。

丁老师坦诚地告诉记者，他们这些教授副教授读的《西方哲学史》其实是西方大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但对中文、历史系的老师来说，这是新鲜的。“我们想深读它们，用这些思想来滋养自己，也能给学子们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