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发出思想解放的先声，被公认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没有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为何一场讨论竟然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30年后的初冬，在珞珈山的寓所，曾亲身参与讨论的陶德麟把我们带回了当年的历史情境。

没有这场讨论，无法真正结束文革

“真理标准讨论是历史的产物，否则根本不会有这场讨论，即使有，可能也只是学术讨论，这个历史条件就是——文革。”陶德麟开门见山。一头银发的他，声音洪亮，思路清晰，完全看不出是一位77岁的老人。

提起文革，他语气沉重。文革十年浩劫，不仅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更颠倒黑白，使成千上万的人遭到迫害。粉碎“四人帮”让人们看到希望，但不到4个月，“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宣布了“两个凡是”，给根本纠正文革错误设下了政治栅栏。

文革期间，因受“李达三家村”冤案株连，陶德麟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长达8年，数次几乎丧命。他不禁反思：一场荒诞的运动竟然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持续十年之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四人帮”炮制了一套“理论”，这套“理论”的哲学支柱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领袖的“语录”。而“两个凡是”就是“语录标准”的翻版，等于说文革的一套还要继续坚持。

“这个问题不讨论清楚，就没法真正结束文革。”30年后回忆至此，陶德麟仍忍不住激动的心情。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陶德麟意识到，这是在向“两个凡是”开炮，一场斗争已拉开序幕。

一个多月后，陶德麟收到中国社科院的请柬，说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当时为了避免有人阻挠，采用了这个比较含糊的名称，实际上就是真理标准讨论会）。这次会议上，陶德麟和胡福明分在一个组，胡是小组长，陶德麟是副组长。胡福明，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初作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乾坤定矣

讨论会经历了惊心动魄的7天7夜。7月17日分组讨论时，忽然有位代表站起来很气愤地说：“这是个什么会？想干什么？是举旗还是砍旗？我不参加了！”说完扬长而去。期间还有传闻，说党中央不支持这个会，一位主要领导同志还发了脾气，但会议还是坚持开了下去。

7月23日下午，陶德麟作大会发言，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一个多小时陈述了三个问题：（1）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造成空前破坏的理论基础就是以“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取代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2）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正确的理论也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性。（3）回答几个诘难。

他的发言受到了多数同志的肯定，反响强烈。《哲学研究》很快公开发表了陶德麟的发言。

12月18日-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的作用和意义。陶德麟明白，政治上“乾坤定矣”，再也不怕被扣“砍旗”的帽子了。

肃清毒害非一日之功

真理标准讨论会不久，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就邀请参与讨论的邢贲思、汪子嵩、马沛文三位同志到湖北来作报告，陈丕显成为全国最早明确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省委书记。

然而，不是出台一份中央文件就能完全扫除干部群众的思想障碍的。经过文革十年的强化灌输，人们对“语录标准”的迷信可以说已经根深蒂固了。

一次，陶德麟受邀到汉口作报告，听众都是干部和教师，没等陶德麟讲完，条子已递上来一大把，问得最多的是：“你讲的有道理，但毛主席的话怎么可能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中午，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办公室休息时，主持人也如此发问。陶德麟心想，连知识分子的思想都还没转变过来，这场讨论真是有必要。他见书架上摆着《毛泽东选集》，灵机一动，取下书，翻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篇目，指着书中原话告诉主持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本身就是毛主席说的。这时主持人才高兴地直点头，说：“是毛主席说的就好，不怕犯错误了！”

此外，部分理论界人士虽反对“两个凡是”，认同解放思想，但对这一命题在学理上还有保留，代表性的观点有两个：一是认为“唯一”的说法太绝对化，逻辑证明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二是认为实践只是检验真理的方法或手段，检验真理的标准应该是认识的对象。陶德麟深知，这两个问题如不彻底解决，这一命题就还是没有真正从学理上站住脚，还可能留下后患。此后，他针对性地发表了两篇论文，进一步完善了该命题的理论体系。

陶德麟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后的几年里，继续发表一系列相关论文，作了三十几场报告，继续强化和深化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

从不后悔选择哲学这条路

哲学研究给陶德麟的一生带来荣誉，也曾让他遭受苦难，今天他仍坚定地说：“从不后悔选择哲学这条路。”

鲜为人知的是，陶德麟并非哲学科班出身，1949年，他考入武大经济系，酷爱文学的他曾任校刊编辑，组织上让他帮时任武大校长的我国老一辈杰出理论家李达整理报告，他的才华深得李达赏识，还未毕业就被李达选为学术助手，从此一生与哲学结缘。

“一个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了就把摊子摆出来，天气不好就收摊子。”李达这句话，陶德麟一辈子铭记在心，提醒自己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真理。

文革中遭受迫害，在陶德麟看来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这么多年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批邓、批孔时，如果当时的当权者要我写‘跟风’文章，我有没有勇气抵制？我还真不敢说。幸好，当年我被打倒了，没有资格‘跟风’，也就没有这点遗憾了。”

获奖感言

真理标准讨论的胜利是当时理论界的一批同志共同奋斗的成果，我不过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名小兵，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而已。没有当时的大背景，没有一批同志的相互支持，我当时即使有这个认识也未必有说话的机会，即使说了话也不顶事。三十年前我就做了这么一点事，直到现在还有人记得我，我非常感谢大家。

——陶德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