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国学与市场经济似乎是不搭界的两回事。国学是以治经、史、子、集为主的传统学问,而市场经济则是以市场为主导来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因此,有人认为,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提倡国学意义不大。但是,当人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热烈讨论国学的复兴及其功用时,国学实际上已经或隐或显地与市场经济发生一定联系了。

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国学通过什么方式对市场经济产生影响并发挥一定作用。回答这个问题有一自明前提,即一定的经济制度总是与一定的思想文化传统有着广泛的联系。

国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可以从隐性和显性两大层面来分析。就隐性层面而言,国学为认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民族文化基础提供思想维度。这种思想维度可以分为两个侧面,一是比较宏观的社会理论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植根于该国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大量学术文化史的研究证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经济伦理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不论是从反面否定儒家伦理难以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还是从正面肯定儒家伦理有助于近代商人精神的形成(余英时),人们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到儒家思想文化传统的一定影响。国学在研究儒家思想的过程中也必须深入研究这种影响,为中国的社会理论贡献新的思想成果。

二是比较微观的学科史方面。国学中大量存在经济方面的文献,为研究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经济史的参照。以先秦《管子》为代表的子书,对中国人的经济活动有深刻的论述。自《史记·货殖列传》之后,中国的史书有丰富的经济史文献。《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宋代城市商业的繁荣也可视为某些今日城市商业繁荣的历史剪影。这些方方面面的有关经济历史的文献,对于研究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许多具体问题都会具有积极的意义。

如果说国学与市场经济的隐性联系更多地带有间接的学理性质,那么,国学与市场经济的显性联系则更多地带有直接的商业性质或产业性质。国学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的领域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说到底是一种“内容产业”或“创意产业”。国学可以为文化产业提供“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大量的文化符号(如象形文字、龙、红灯笼等)及文化素材(如经典文本、历史人物、故事情节等)。它们通过适当的创意转换就构成资源可再生的文化资本。有人提出,今天已进入内容生产的后制造时代,已经形成服饰文化制造业、饮食文化制造业、医药文化制造业、礼仪文化制造业等等。国学以其博大精神的内容完全可以(实际上已经)参与这些文化产业的产品生产。国内外已经有大量成功的文化产品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外的如美国的动漫《花木兰》、韩国的电视剧《大长今》等,国内的收视率不断上升的央视《百家讲坛》及其配套的畅销书如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等。

国学作用于市场经济的另外一个直接领域就是企业文化与管理以及市场营销。就前者而言,国学为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管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资源。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要做强做大,要达到可持续发展,必须建构自己的企业文化,加强对员工的精神管理。很多华人企业都充分利用国学典籍作为企业文化的主干和企业精神的支柱,如有的企业要求员工人手一册《论语》,提出“先做人后做事”的文化理念;有的企业把《老子》的“上善若水”等格言作为企业管理的座右铭;有的企业还邀请大学里的国学教授去企业作企业文化和管理方面的讲座、培训或策划。近年来,有不少企业的老板或高管不惜高额学费,纷纷到高校去参加“国学”班的学习或“充电”。笔者从一些企业界的朋友了解到,他们认为参加“国学”班的学习大有收获。就更直接的市场经济意义而言,国学还为市场营销提供可资借鉴的销售策略。如很多商家运用《孙子兵法》或《三国演义》的思想来进行商品的销售战略的制定,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总之,国学通过隐性和显性两种方式对市场经济产生影响并发挥一定作用,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未来国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究竟有多大的发展空间,这取决国学自身的活力。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借用这一表达,我们可以说,国学与市场经济的密切程度,取决于国学满足中国市场经济需要的程度。我们对此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摘自：光明日报 2008-9-1 作者：张三夕 吴根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