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武

李达的名字，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在一起的。从1919年起，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阐发与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年10月2日，是李达120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在这里对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留下的思想足迹，作一历史的追寻。

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

李达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中，就已自觉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思考如何使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1923年，他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指出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已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为解决中国问题做怎样的准备，这些问题却尚未解决，因此必须认真地提出并讨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

对此，李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乘机起来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至于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若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画，也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在这里，李达提醒中国共产党人，制定解决中国问题的计划，求得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当然需要从马克思那里获得指导和启示，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决不能离开中国国情来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即使是《共产党宣言》也不能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直接的计划和现成的答案。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获得解决中国问题的计划和答案。

在文章中，李达还思考了一个颇有远见的问题：“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该采用什么政策？”他的回答是：“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政策，总要根据当时产业的状况和文化的程度来决定，有产阶级的国家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国家也是这样。”如对于《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十项措施，李达就认为，根据马克思所说，这些措施只有在最进步的各国才能采用，而且只有最进步的各国无产阶级执政时才能采用；而在落后的中国，情况就不相同，“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当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权力把私的资本主义促进到国家资本主义去。那么，将来采用的政策当然可以根据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来决定了”。

李达的这些论述虽然都是初步的探索，但他明确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反复思考，实为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发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探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如何看待中国国情的特点？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来进行中国革命？这些是李达在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后进一步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20世纪20年代后期，李达在一系列著作中对这些问题予以了集中而深入的阐发。

1926年，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一书问世，书中对“中国社会问题之特性”进行了专门探讨。他指出，近代中国种种社会问题，是伴随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在中国迅速发展而来，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中国社会问题，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社会问题虽亦同为资本主义之产物，然其发生之理由，乃因产业之不得发展，与工业先进国因产业发展过度而发生之社会问题大不相同，此其特性也。”在他看来，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产业的特殊性，是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

1929年，李达写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对中国产业革命问题进行了具体考察。他通过大量统计资料的分析，指出中国自近代以来虽已开始产业革命，但中国产业革命与欧洲产业革命就其原因与内容来说颇不相同。大体上说，欧洲产业革命是自力的，是因自力的充实由国内而逐渐展开以及于世界；中国产业革命则是外力的，是因外力的压迫由世界而渗入国内。这就使得中国产业革命有其特殊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是半殖民地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下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社会的新生产力，不仅受到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阻碍，而且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这就使得中国产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步履维艰。

李达进而指出，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中国革命，即是要打破这种经济的混乱和政治的混乱，求得中国产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新的出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两大障碍，也是中国革命的两大对象。这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发生，从经济根源上看，实际上是中国产业革命的结果，是在中国发展新的生产力的需要。他由此得出结论说：“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

从中国国情出发，李达又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作了深入分析。他在1929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中指出：“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这就明确揭示了中国革命所包含的两重性质及其社会主义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对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来进行中国革命予以了具体说明。

“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

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与《经济学大纲》两部巨著相继问世，成为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这两部书尽管都采用了教科书的形式，但绝非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泛泛介绍，而是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明和解答中国问题。因此，他在《经济学大纲》中提出“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作为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原则。

在《社会学大纲》一书中，李达从哲学上对这一方法论原则作了说明：“唯物辩证法的任何原理都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因而所谓超越时空而都妥适的矛盾解决的实例是决不能有的。”

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则把这一方法论原则贯穿全书始终，强调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认为：“历史上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法则的特殊性，以及顺次由一种形态推移到次一形态的转变法则的特殊性，是科学的经济学所要集中其注意力的焦点。”“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暴露各种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变的特殊法则。”对于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忽视、漠视中国经济研究的状况，他提出了尖锐批评：“从来的中国的经济学，或者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并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但对于中国经济却从不曾加以研究。这些经济学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他认为：“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循此方法论原则，李达在书中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多方面考察，特别对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问题进行了专门阐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贵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重心，转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可贵探索。他写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实践论〉解说》与《〈矛盾论〉解说》，成为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名篇。在两书中，李达通过对《实践论》与《矛盾论》的逐段解读，对文本的基本思想、重点和难点进行了细致讲解和清楚说明。

李达解读工作的一个特点，是重视从哲学史入手来讲解和说明文本。如对《实践论》开篇所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李达在讲解中，即以费尔巴哈作为马克思以前唯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其唯物论及其实践观进行了重点论析，指出尽管费尔巴哈也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但由于他只把人看做是自然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因此他主张的只是抽象的自然主义的实践观，并不能真正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性。这就把《实践论》的这一论断，通过哲学史的说明而具体化了，使之易于了解和把握。

李达解读工作的又一个特点，是注意引入实际事例来讲解和说明文本。这些事例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的复杂斗争，也有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生活中所出现的典型事例。如对《实践论》中“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一段，他举了马恒昌生产小组和李顺达领导西沟村农业生产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对《实践论》中关于“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的论述，他举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郭忠田英雄排战胜美军的例子来进行阐发。通过这些实际事例，李达拉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民众现实生活的距离，搭建起彼此往来、相互沟通的桥梁。

对于李达的这些工作，毛泽东曾予以高度赞扬：“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留下的这些思想足迹，不仅属于历史，而且启迪今人。总结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推进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正是对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