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长江商报：您最早接触到哲学是什么时候？怎么会想到把哲学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的？

陶德麟：我中学时最喜欢的是文学和自然科学，并没有打算一辈子搞哲学。国文课上的先秦诸子关于人性问题的文章应该算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哲学思想。读高三的时候，我与同学组织读书会，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思想方法论》和武汉大学地下党秘密油印的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提纲》等书籍，开始接触到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

长江商报：您在武大念的是经济学，后来怎么会走上哲学道路的？

陶德麟：李达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53年我临近毕业时，来武汉大学当校长没多久的李达先生为全校教师办了马克思主义夜大学，亲自讲课，需要一个学术助手，当时我已经学习了他的《社会学大纲》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有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李达专门找我长谈，鼓励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这样，我就担任了李达先生的学术助手，一干就是13年。

李达校长是我的恩师和引路人。

长江商报：您25岁时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苏联的哲学权威著作《简明哲学词典》对同一性的解释，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冒失？

陶德麟：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那时候，像罗森塔尔和尤金这样的苏联院士是庞然大物，不好批评的。我不知道深浅，就批评了他们。我还真得感谢《哲学研究》编辑部，他们支持了一个毫无名气的年轻人对权威哲学家的批评。

长江商报：这么多年从事哲学研究，您觉得哲学在现实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陶德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立于世界的软实力。哲学是文化的灵魂和脊梁。要振兴中华就要重视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不可能在世界文明大道上留下伟大的足迹。

哲学是抽象程度最高的理论，好像是高悬在天空中的东西，很容易被人认为“无用”，但其实哲学的土壤还是人们的实际生活，它是普照生活的阳光，无处不在。即使连哲学这两个字都不知道的人，其实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仍然是最先进的哲学，但必须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能成为现代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长江商报：对学哲学的年轻人，您有怎样的提醒和建议？

陶德麟：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我们中国哲学家的优秀传统。我并不认为真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但哲学家不能没有这种胸襟和情怀。爱智求真要与忧国忧民统一起来。

现在很多年轻人很有才华，真令人高兴。但有些年轻人故意把文章写得艰深难懂，好像“用汉字写的洋文”，我认为这是个毛病。要力求用精确而明晰的语言讲清复杂的哲学道理，而不要以艰深的文字装点浅陋的思想。

哲学非常重要，但也不是万能的，学哲学要有所为，还必须跟实际结合，甚至跟技能结合，哲学家千万不要以“通天教主”自命，更不要对科学指手画脚。要做科学的朋友，从科学中吸取营养。

本报记者 刘丹 实习生 何琛琛

原载10月30日《长江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