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陶德麟，1931年生，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我省首届荆楚社科名家之一。1953年毕业于武大经济系，留校任教。1978年积极投身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发表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论文。曾任武大校长，是该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人，被同行专家评价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

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为李达老校长当了13年学术助手；24岁时发表文章，大胆批评苏联尤金院士和罗森塔尔院士编著的权威著作《简明哲学词典》；1978年出席全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以高度的理论勇气在大会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批驳“两个凡是”……

陶德麟教授58年的哲学人生，可谓波澜壮阔。他却笑言：“我走上哲学之路，并不是自我设计的结果。”

陶德麟没有上过小学，12岁以前在家里读书，老师就是他的父母和父亲的朋友。上中学时，他对文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兴趣很浓，希望将来做文学家或科学家。1949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和武大经济系，进武大读书，在大学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兴趣。

1953年2月，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来到武大任校长，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读四年级的陶德麟负责整理讲课记录。李达第一次同他谈话，就以父辈的深情长谈了自己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奋斗的经历，谈到许多为人治学的道理，希望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久，陶德麟毕业留校，成为李达校长的学术助手和学生。从此，哲学成了他的终身职业。

“我开始走进哲学领域时非常幼稚，对这个浩瀚的海洋懵然不知深浅。”陶德麟教授回忆，当年在李达老校长的指导下，他努力弥补知识缺陷，有较快长进。

1956年，年仅24岁的陶德麟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一文，对苏联尤金院士和罗森塔尔院士编著的权威著作《简明哲学词典》提出批评，引起国内外重视。次年，毛泽东肯定了这一批评。该词典再版时，便据此作了修改。1982年《中国哲学年鉴》将此事列入建国以来哲学大事记。

1961年，毛泽东托李达主编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李达指定陶德麟为主要执笔人。上册《唯物辩证法》完成了送审稿，却因文革未能出版。直至李达去世12年后，1978年陶德麟受人民出版社委托修订出版此书，书名《唯物辩证法大纲》，成为文革后我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文革期间，陶德麟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10年中，他一直在思考，痛心地感到此时祖国正处在误入歧途的险境。但他始终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春风终于吹散了阴霾，文革结束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陶德麟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撰写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他在全国十几个省市做了30多场报告，从理论上阐发真理标准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理论准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也因此被哲学界称为在理论上“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之一。

即使30多年后回想起来，陶德麟教授仍不禁感叹这是他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段经历。

此后，陶德麟教授致力于联系当代实际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虽然被同行专家评价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他却谦虚地说：“我深感自己是一个平庸的探索者，在浩瀚无际波涛汹涌的哲学大海里乘桴而行，无异以蠡测海，所见之微自不待言。而今垂垂老矣，还常常自觉如童稚之无知。”

80岁的陶老至今活跃在学术前沿，主持重点项目，指导博士生，主持学习讨论会。这个月，他正集中精力攻关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他强调，哲学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是高耸云霄而又普照现实的阳光，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谈到这个问题，陶老呼吁治学要有优良的学风和文风。他风趣地说：“中国人写文章还是应该说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话。恕我直言，现在有的文章很像用汉字写的洋文。有些同志走入了写文章的误区，艰深晦涩不是学问，佶屈聱牙不是深刻，这个毛病应该改改。把深刻的道理表述得准确晓畅，才是本领。”“古人说‘不知老之将至’，我是明知‘老之已至’，但有生之年不敢懈怠。跟着大军，敲敲边鼓吧。”陶德麟教授笑称自己只是“过渡性人物”，未来寄希望于年轻人。他同时寄语后学：尽管任何哲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为万世开太平”，但哲学家不可无此情怀。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才是哲学家应有的境界。

（稿件来源：《湖北日报》2011年8月25日）